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政府自1992年在全国全面实施市场经济，商业化开始全方位地渗透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要求各级政府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精简人员提高效率，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避免直接参与微观的市场活动，而转为扮演宏观指导和公共服务者的角色。
　　国家政策支持下的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三资企业雨后春笋涌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奥运会的举办、神七升空等以往翘首以盼十余年才出现的彰显国际地位的大事，现在往往隔几年就让人兴奋一回，甚至一年让人兴奋几回。中国人开始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民族自豪感，享受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文化多元化和言论自由带来的好处，并可以自由地追求生活方式。
　　经济的繁荣将带来文化的繁荣，甚至会后来居上，曾被香港媒体视为“一夜之间崛起的城市”的深圳，同时也被讥讽为“文化沙漠”，但近年来深圳市政府开始大手笔投入巨资进行“设计之都”等文化立市项目的建设。美国的纽约同为世界金融中心和艺术中心，表明艺术和商业并不矛盾，后者对前者的促进，成为时下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一种潮流和特征，并被许多学者研究。
　　只有文化的繁荣，却并不能天然地带来经济的繁荣。例如被称为中华文化起源地的黄河，周边的城市大多贫穷。这说明文化与商业是相对独立的。对于文化的追求不能让自己陷入固执和迷恋往昔的境地之中，而呈现出不为现代人接纳的尴尬特征之中。以“老本”自豪、自认“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当代人，也将自食其果，被社会淘汰。
　　“文化”如果作为民族、企业、或个人的追求方向，需要主动出击、抓住机遇，也需要与时俱进，表现出现代特征，才是成功的“文化”。张艺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导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正是运用了现代语言，去阐释中国丰富、绚烂的传统文化。他之所以率先走出国门，被视为国际化导演，正因其作品里的现代意识。从大面、笼统地说，批评者视张艺谋为迎合西方人“趣味”的代表人物，可是，对于现代艺术语言的学习，本身就是复杂而且艰苦的，其批评者也未必能够得其要领。
　　我们常常发现，“商业社会”要求公司人员成为“职业人”，强制要求他们表现出“敬业”“快速反应”和“学习能力强”等特征出来。财经作家梁凤仪的成功，被一位评论者视为，在中国作家面对商业大潮全面侵蚀而困惑、退守自我，文字话语呈现“失语”状态的一种出路。作为高产的作家，梁凤仪自视为“九流作家”，但就是这位九流作家，靠着一支笔拥有千万财产，拥有一间上市公司。其多部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在全球华人圈里深受瞩目。请注意，梁凤仪首先是港式敬业者的代表人物，她有个“守住生命线”的理论，即限定员工今天交付的工作，绝不允许待到明天，如果没有完成等待员工的只有“自行加班”。她自己呢，却强迫自己在美国出差期间，务必完成限定的写作量，否则绝不回香港。而文化人大多喜欢幻想，本质浪漫、随性、追求自我的个性，不太喜欢约束。经过职业化磨砺的文化人，如果能坚持作品品格，会更为成熟和高产，这是毫无疑问的，最主要的是，不管是天才还是庸才，经过职业训练后，都至少会较未受过职业训练者更为敬业，更懂得抓住机会的重要性。
　　另外，商业社会里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将对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人才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与深圳近在咫尺的香港，其文化特征并不表现为“厚重”，而表现出文艺人才培养的商业模式与国际接轨和言论自由环境下的灵动和创意，仅就前者论，中国大陆人常常感慨，缘何香港一个弹丸之地，会出产那么多明星？香港的明星，整体的文化素养，很难跟国内经过正统的训练的文化艺术人才相比，但知名度却往往高出很多。这里值得人们思考，这同样说明了一个道理，文化和商业是相对独立的，两者只有互相渗透，才可以使才子被广泛接受，使得有关机构名利双收。
　　 真正意义的文化艺术作品所追求的重重叠叠的意蕴、反思和隐喻，在梁凤仪的文字里鲜见的。与她不同的是，作家张承志的文字所追求的品格，达到了一种常人唯有望其项背的高度，其文字浸透血性、文明的隐喻，充满自由的气息，理想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字里行间可燃尽生命的腐朽枯叶。在笔者看来在中国鲜有能逾越张承志文字品格之人。但张承志为了“成全”他的“文学追求”，不愿意“堕落”，全然退出公职，以稿费为生[注1]，这种处世态度在中国几人可效仿？因为媒体记者常误读其讲话，他对媒体时而不友好，甚至“摔电话”[注2]，这种态度在商界几人敢效仿？在商界得罪客户，尤其是大客户，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如履薄冰，生存下去再谈文化追求，尤其是商界的高管尤其如此。即便企业辉煌，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类似华尔街般，一夜间五大投行“质变”的个案[注3]，就如同悬在职场中人头顶的斯巴达克之剑，一刻不敢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