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有个300多年历史的老店“荣宝斋”，店内展示着一幅绢制的木版水印巨作——北宋画家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这幅与原作相同的长卷民俗风情画，令人叹为观止，售价高达30万元。 
        “嗬，那《清明上河图》有5米多长呢，光人物就有1643个，当年我和俩师傅一块儿雕刻，5年才刻完。”年过半百的崇德福对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仨刻了1千多块版材，光我就刻了500多块，一块版最长得刻10天。” 
        木版水印技艺是荣宝斋的“绝活儿”，始自清光绪年间，沿用中国独有的雕版印刷技艺，逼真复制各类中国字画，所用纸、墨、色等原料均与原作相同，其成品“几可乱真”。
        上个世纪50年代，荣宝斋的经理把著名画家齐白石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两幅《墨虾》，告诉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端详了许久，最终摇着头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2006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被遴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福德是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第六代传人。
        崇德福的师傅张延洲，是木版水印技艺的刻版高手，他用了8年时间，雕刻出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4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无不精确至极，公认为木版水印的巅峰之作，被故宫博物院定为“次真品”。 
        张延洲虽然有高超的雕刻手艺，可生性寡言。那时教徒弟手艺靠口传心授，但张师傅就像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来，只让徒弟“多看”，却不具体说明该如何使刀，用多大劲儿，刻什么角度。全凭崇福德自己去悟。
        刻版师傅既要懂雕刻，还要有绘画的基础、美学和诗的修养。好在崇福德打小就帮在宫灯厂画画的父亲，勾点儿简单的画，也能画上两笔。业余时间又喜欢逛故宫、美术馆，研究不同画家的风格、用笔的路子，所以能领悟书画的精髓。为了掌握走刀力度，他甚至临摹原作，体会画家下笔的劲头儿。 
         “哎哟，刻那俩人，可真难坏我了。”他念念不忘刻第一个作品——敦煌壁画“双飞天”时的难度。师傅要求“丝绸衣服的褶皱、飘带的下垂感和头发丝的光泽，都要精确地刻出来。”他废寝忘食3天才刻了一块版，“最难的是飞天的眼神，刻刀偏离一毫米，整个作品就‘砸’了。” 
        因勤学苦练，出师时崇福德的手艺已达到三四级工的水平，能操刀如笔，灵活掌握走刀力度，将线条的转折、顿挫雕刻出来。
        “只要拿起刀，就盯死了，一点儿不能走神。”崇福德说，“尤其是刻人物的脸，五官得一气呵成刻完。一歇刀好像气力就灌不进去了。” 
        从17岁初中毕业被分配到荣宝斋学刻版，崇福德至今已刻了漫长的36年。虽因长年低头干活，落下了眼花、耳鸣，颈椎骨质增生的毛病，但他敢口出狂言：“拿什么书画来，没有我刻不了的东西。”即使是最难刻的写意画，画家用枯笔干蹭的，如刘继卣画的钟馗，胡须跟一团乱麻似的，他也能刻得一丝不苟。
         崇福德的确挺“牛”。从上世纪80年代后，荣宝斋复制的木版水印书画，无论是徐悲鸿的马、鹰，齐白石的虾、蟹，吴冠中的双燕，还是《孙子兵法百家书》……“每幅书画中难刻的部分，都由我来完成。” 
        戴着老花镜的崇福德，左手拿放大镜，右手持月牙形刻刀，聚精会神地在梨木板上，精雕细刻著名画家黄永玉的《阿诗玛》组画。这本《黄永玉版画》，将参加世界书展。“人家提出得让木版水印技艺的传承人刻，这活儿就交给我了。”崇福德乐呵呵地说。
        “坐这儿刻了37年木头，我真有种修行的感觉，好像入到里面去了。”崇福德笑着调侃道，“有了烦心事，只要拿起刻刀一干活就全忘了，说明我已修成正果了。” 
        眼下，崇福德最担心后继无人，怕这门老手艺失传。他原来有俩徒弟，学了10年，能刻了，走啦。“人家有路子，挣钱多，阻止不了。”他感叹道，“唉，现在选学手艺人很难，有人学多少年不见得能学出来。”现在他有5个徒弟，他推荐大徒弟当头儿，鼓励他们好好干。
        当年一起进荣宝斋20多个学徒，如今搞木版水印雕刻的，就剩他一人了。提及此事，他一脸凝重，“我不能走，我走了，这门手艺没有传承下去，我会有犯罪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