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兴青春文学杂志中，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都是最大的。在青春文学写手办刊潮流兴起之前，《最小说》无疑是先行者和示范者。而后才有了明晓溪的《公主志》、张悦然的《鲤》、蔡骏的《悬疑志》等】

       【中华印刷包装网】 《最小说》的畅销，得益于郭敬明在图书市场的巨大号召力，以及其背后强有力的营销团队。于是，后来者无不沿用这一模式——一个成功的青春文学作家，背后都有着一个实力强劲的出版单位。他们的合作在图书出版全面市场化的今天，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奔着经济效益而去。

      《萌芽》副主编李其纲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青春文学写手办刊都表示出了乐见其成的支持态度。的确，从社会思想解放和文化市场活跃的角度来看，由青春文学写手主编的杂志，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桎梏，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文学创作上的自由表达，而且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如果不用传统的文学价值衡量标准去看待这些刊物，会发现它们的畅销并非写作者和出版者引导的结果，而是读者和市场抑或是时代的选择。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学选择，这种选择是由生活方式、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等综合在一起的力量决定的。

        内容雷同、多是青春伤怀、“快餐”特征明显、缺乏思想内涵……对于新兴青春文学刊物的批评，多集中于这几点，的确，这些目前显而易见的缺陷，应该引起这个产业链所有从业者的重视。既然这一产业已经初具规模，那就不妨多一点精品意识，在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上多下点工夫，少做“端着筐子等鸡下蛋”的事。文学创作无论商业化到什么程度，也起码都应该是情感和灵魂的凝结物，而非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复制品。据说韩寒主编的杂志不久也将与读者见面，这是个好消息，韩寒或能引领青春文学刊物走第二条道路，为出版领域注入一些思想和个性。唯此，日后由年轻人们接管的各类出版物，才真正有能力接过上一辈出版人的“枪”，才能让人对中国出版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充满信心。

        现在对青春文学写手办刊褒贬不一，其实也暴露了我们对待青春文学的矛盾心理。我们理所当然地期望，文学在今天还能够像它处在黄金时代那样，对人们的精神启蒙起到重要作用，哪怕退而求其次，能从中得到心灵慰藉甚至单纯为文字陶醉也是好的。但在物质时代，文学的消费特征已经十分明显，文字的狂欢让阅读行为成为一种娱乐，这一点在年轻人当中尤为明显。正是出于对文学现状的接受和对文学质变的担忧，我们才会产生一种忧虑。这种忧虑在青春文学出版领域的既得利益者看来，可能显得杞人忧天，但却并非一无是处，守住文学的底线，让它为我们的生命提供温暖的力量，应该时刻被人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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