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讯：六十花甲，万象更新。新中国的少儿出版业与共和国同步，走过了60个春秋。60年来，新中国少儿出版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厚重发展，成为一个格局合理、体系完备、市场活跃的朝阳出版文化产业;60年来，新中国的少儿出版从短缺到繁荣，从简陋到精致，从封闭到开放，成为一个年出版1万多种少儿图书、260多种少儿报刊，年销售6亿多册少儿读物，销售额达40多亿元人民币，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群，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少儿出版大国。童书业六十正年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中国少儿出版业，是绽放在共和国大地上一朵美丽的出版之花。
　　共和国初创与童书业起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使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开始了崭新的历史篇章。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共和国成立的第二个月，亦即1949年11月，国家就成立了出版总署，开始新中国出版业的起步、规划、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版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中国少儿出版，也开始了童书业的起步。

　　初创的共和国的家底非常薄弱，出版业在刚刚散去战争硝烟的废墟上起步。以少儿出版物为例，1950年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仅有466种，总印数573万余册，其中种数的70%、印数的59%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而且当时全国6岁~15岁的少年儿童约1亿多，平均17个少年儿童读者才有1册少儿读物，呈现一种严重的缺书少刊的“书荒”现象。

　　新中国出版业迎难而上，国家出版总署一手抓统一全国的新华书店，把解放区新华书店成功的发行渠道推广到全国，一手抓出版社的公私合营、国营出版社的新建及把中国的出版中心转移到首都北京。新中国的少儿出版也纳入到了这个进程中。1952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4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少儿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全国少儿图书“奇缺”的现象依旧十分严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年儿童读物严重缺乏的状况，引起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的重视。1955年8月，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就“少年儿童读物奇缺问题”作出批注、批示。

　　1955年10月5日，国务院机构设置调整后负责管理出版的文化部党组，向党中央呈送报告提出了加强少儿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4条改进措施。一是“大力增加少儿读物的品种和印数”。计划在以后两年中，品种逐年增加25%，印数逐年增加20%，稿酬从千字5元~15元提高到10元~30元(当时一般最高文字稿酬为25元)，并支付印数稿酬。二是“增强少儿读物出版力量”。在成立中央级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时，各地方出版社也要注意组织当地作家写作少儿读物，逐步建立少儿读物编辑室或编辑小组。三是“改进少儿读物的用纸和印刷质量，降低少儿读物定价”。给京沪两地少儿读物的印制尽可能提供较好的进口纸，并且从1956年起降低少儿读物印制中铅印每印张25%和彩印每印张16%~50%的印刷费用，1956年、1957年两年的预计价格亏损250万人民币，由出版事业利润内统一调剂。四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少儿读物的发行工作”。

　　1956年6月1日，团中央创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社名由郭沫若题写。这是共和国的第二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从此形成了“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儿出版新格局及“科普读物找上少，思想教育读物找中少”的少儿读物内容新格局。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65年12月，新中国成立17年，共和国有了自己的少儿出版业。17年间，全国共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671种，其中新版10723种，总印数6.71亿册，总印张10.48亿印张。17年间，全国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少年儿童读者欢迎的优秀儿童读物和作家。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中国的童书业，伴随着共和国初创的豪迈步伐，脚踏实地地起步了。

　　“文革”期间童书业停步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都不是平平坦坦的。和共和国的发展经受磨难一样，新中国的童书业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的磨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国的少儿出版，并不因为其读物的表现形态是充满童心、童趣的童话、儿歌等，其读者对象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而免于受冲击。

　　据统计，1966年全国的少儿读物从1965年的775种、8400万册直线下降到207种、2900万册;1967年~1969年的3年中，全国几乎无少儿读物出版和发行;1970年，出版了104种，其中有10个省市出版了“红小兵”之类的读物，其他多为“活学活用”和“样板戏”内容的连环画册，计86种。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10年，全国共计出版少儿读物4591种，其中新版3878种，总印数17.42亿册，这些打上鲜明“文革”烙印的少儿读物，多是“红小兵”读物。

　　“文化大革命”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童书业遭受极大的损失，童书业停步了，出现了新的严重的“书荒”。

　　“文革”后期，全国各地要求恢复童书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也择机给少儿出版予以了极大关注。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和出版口负责人开会，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意见，并针对小学生复课开学后连一本小字典也买不到的严重“书荒”现实，指示科教组组织力量，修订《新华字典》，争取早日恢复出版发行。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召集出版口负责人开会，并指示召开一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根据“旧书也可选一点好的出版”的指示，被停业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奉命从“五七”干校回京，成立图书清理小组，着手清理“文革”前图书，准备重印。1972年3月，中青社、中少社图书清理小组就青少年读物出版问题专访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指出，不按青少年的需要和特点出书，只能出“样板戏”，将来回想这一段，“不只是犯错误，而是犯罪!”1975年10月，经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全国各地方出版社也逐渐恢复少儿读物的出版业务。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10年“文革”停步的新中国童书业，又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迎来童书业飞跃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春雷，给我国童书业飞跃发展带来了春天，经历过新中国初创时期起步和“文革”时期停步的少儿出版，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