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是1948年中央电召黄洛峰到解放区的时候就有的打算。1949年3月，黄洛峰到石家庄向中央请示出版工作，中央的指示是：“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
　　到6月，出委会认为贯彻中央统一集中的时机成熟，决定召开一次党的出版会议，讨论出版方针和统一集中问题。由黄洛峰、华应申、王子野、王钊、陈正为、孙清泉、程浩飞组成筹备班子。8月6日中宣部发出开会通知，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总结出版发行工作经验，了解过去及当前的工作情况，决定今后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工作的方针和统一办法”。陆定一称这次会议为“决定今后出版工作的共同纲领”。
　　会议名称定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会议内容却超出新华书店范围，是新中国整个出版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也不仅仅是新华书店。只因为当时出版总署尚未成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区的新华书店(在华东、华北、华中、西北地区各有一二位宣传部的同志参加)，有出委会、三联书店、解放社、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新华印刷厂、天津知识书店等，共有代表74人，列席者42人。出委会的8名委员全部作为代表出席外，处科级负责人12名作为列席者参加会议。
　　毛主席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于10月18日晚6时30分(会议闭幕前一天)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全体与会人员，由胡愈之一一介绍，逐个与主席握手。朱总司令为会议题词：“加强领导，力求进步”，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开幕式由胡愈之主持，并致开幕词。陆定一作国际问题报告。在大会上作报告的，还有：胡愈之的《全国出版事业概况》，黄洛峰的《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徐伯昕的《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报告》；此外，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区新华书店的工作报告；还有随军书店和三联书店工作报告。陈伯达作了版本问题的讲话。在19日的闭幕式上，胡乔木讲话，黄洛峰作会议总结报告，陆定一致闭幕词。
　　在毛主席接见这一天晚上，全体人员从中南海回来，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连夜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内分：方针、领导与组织、统一集中的步骤三部分)，及其附件：《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各部门业务的决定》(其中计有：编审出版工作统一办法；印刷工作统一办法；发行工作统一办法；企业化管理的统一办法等四部分)。这两个文件中至今令人回味的有以下几点：
　　一、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出书的分工。规定“各地新华书店出书范围除上级指定的以外，有甲：通俗读物、文艺作品、地方性的书刊；乙：本地区的典型经验及材料；丙：活叶文选与地区性的各种补充材料；丁：经核准可以分区编印的小学教科书及其他出版物”。这个出书方针，显然是考虑到当时各地(上海除外)的出版力量而定下来的。以后发展并被归纳为“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地方出版社的“三化”方针，到1979年长沙会议才确立“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新的出书方针。
　　二、强调尊重著作权。关照各地新华书店：“未得原出版者及作者同意，不得加以翻印”，“征得原出版人同意而重印书刊时，应注明所依据原版本之出版者及出版日期地点。”“凡新华书店出版书刊，统一由收稿地支付稿费，其他地区新华书店重印，……分担稿费，并应将印数通报新华总处，……”当时还谈不到制订著作权法，著作权按照习惯法得到尊重。
　　三、规定新华书店(包括出版、印刷、发行)“实行企业化，必须励行经济核算制度。”“各地区工厂，均应实行成本会计制度，并统一规定当地的定价(注：应为工价)，保持合理的利润率。”“各地区应将供给制及半供给制的待遇办法，逐渐统一为薪金制。”这里为出版社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提供了一个材料。
　　陆定一的闭幕词肯定这次会议的成功。他说：“会议的成绩，是在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都得到了一致的意见，奠定了全国新华书店统一的基础”。
　　《人民日报》于lO月21 日发表社论《出版会议的收获》。社论说：“这次会议的成绩首先是确定了全国新华书店的统一集中、加强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方针和具体办法”。“会议明确规定了今后的出版事业要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此就必须大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读物。在发行工作上须扩大发行网，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书送到广大人民手里。会议还对书刊的校对工作加以严重注意，把校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提出来。”
　　11月，出版总署成立，由胡愈之和叶圣陶、周建人分任署长、副署长。出委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由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分别担任局长和副局长。出委会人员和出版生产业务均归属出版局，出委会作为党的临时出版机构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