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讯：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小人书”象征着这一代人集体的童年回忆。

　　喜欢小人书的价格低廉，贵的五六毛，便宜的一两毛；喜欢小人书的装帧简单，喜欢小人书内容明快，三言两语就把一幅复杂的图画内容叙述得清清楚楚。省吃俭用买来新书，然后废寝忘食，即使还看不懂那一幅幅图画下的文字，也可以猜测。和伙伴们一起，一次次为一幅画面内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直至拳脚相加，打起架来……

　　萌芽时期

　　1949年前

　　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中国的连环画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画像石，北魏的敦煌壁画等，由连续的画幅来描绘故事或人物传记。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连环画的形式由画像石、壁画向写本、图书转移。明清时代，线描的插图大量涌现，章回小说中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画每一回故事的称为“全图”。清末，石印技术的发展让图画的印刷更为方便，连环画这一形式也得到了推广。光绪十年（1884年），《申报》馆为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出版了新闻连环画《点石斋画报》，内容涉及当时的时政新闻，随报赠送。1899年，上海文艺书局出版了石印的《〈三国志演义〉全图》，这是第一部用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文学原著内容的作品。

　　民国时期，连环画开始迅速发展，此前连环画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但称呼上不统一，南方称为公仔书、伢伢书，北方多称为小人书。1925年至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先后出版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岳传》的连环画书。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有叶浅予的《王先生》和王乐平的《三毛流浪记》。

　　初露锋芒

　　1949年—1966年

　　1949年后，中国连环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图画的通俗性，政府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充实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连环画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上世纪50年代，政府对连环画的出版单位进行了重组，此后的出版工作主要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进行。

　　此时，许多人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其中不乏像王叔晖、刘继卣这样的国画大师。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连环画作品也有出现。由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10册套《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原著，董子胃改编）从1955年到1962年出版完毕，此后这套书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在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也是迄今为止印量最大的作品。

　　停滞阶段

　　1966年—1978年

　　1966年，中国的连环画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1年，周恩来批示恢复连环画出版，这个时期的作品都以宣传为主，以《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海港》、《沙家浜》、《红灯记》等内容为题材，同时期还出现了众多改编题材连环画，如《林海雪原》《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

　　繁荣顶峰

　　1978年—1985年

　　1978年后，连环画迎来了繁荣顶峰。以1982年为例，全年共出版连环画作品2100余种，单本印量10万册，相当于1960年代印量的20倍。这期间连环画题材更为广泛，各国文学改编的连环画层出不穷。在形式上除了小人书经久不衰，许多16开的连环画书籍也大量出现，彩色画幅的作品有些也十分精美。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开设了连环画专业，连续招生10年，于1990年撤销。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这是以画种分工成立的国营专业出版社。

　　步入低谷

　　上世纪

　　90年代

　　1985年后，影视媒体的飞速发展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外国漫画、动画更容易受到青少年的欢迎，小人书已经不是不可缺少的娱乐方式，连环画市场不断被影视媒体所抢占，鼎盛时期结束，小开本的连环画已不再出版，仅有一些著名版本的作品重新出版，满足人们收藏的需要。多数连环画名家回归本行，年轻的美术人才不再看重这种艺术形式，连环画的创作和销售市场出现难以回升的低谷。

　　现状

　　1990年代末期开始，连环画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不过，它的身份已经变成了收藏品。由于最初连环画售价十分低廉，而1990年后的收藏使其价位迅速抬升，尤其是一些名家作品和特殊历史时期作品，更是价格不菲，标价几角钱的连环画卖出几千上万元的比比皆是。2005年春季，程十发的一部连环画原稿拍卖成交价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00万元。

　　收藏故事

　　读大学时，她省下生活费，

　　买了800多本小人书

　　小人书 大宝贝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小人书就一直伴随着谢黎女士，如今这800多本跟随她近30年的小人书被她完好地保存着，成了她家的“宝贝”。《三国演义》《聂耳》《奇袭》……800多本小人书整齐地排放在一列书柜上，从隔板的间隔一眼便知，这列书柜是专为小人书量身打造。没事儿看看电视，时不时和家人出门看场电影，谢黎已经告别了每晚睡觉前与小人书相伴的日子，但每隔三个月，她总会例行公事把它们拿出来“见见光”，擦拭一遍，因此这些小人书的“面相”仍然保持得很好。

　　家住成都东郊，谢黎生于1963年，童年和少年时迷上“小人书”，是她童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读小学的时候，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四川新华印刷厂工作，在她家里，我第一次见到小人书。”谢黎至今仍清楚得记得，那本书叫《英雄虎胆》，人民解放军奉命剿匪，战士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年幼的她，“我一口气看了三遍都还不过瘾，在非常不舍地离开同学家时，我心里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小人书。”终于，在小学5年级时，谢黎跟着父母到北京旅游，在北京新华书店，她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小人书——《虾》，“这是一本讲述海洋生物的科普读物，虽然没有解放军剿匪的惊险刺激，但我依然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书柜上整理堆放的这800多本小人书，几乎都是谢黎在成都大学念书时买下的。“当时我读的是师范专业，每个月有18元钱的生活补贴，当时这18元可算得上巨款了。”于是，一直省吃俭用，谢黎成了人民北路新华书店的常客，买书的钱正是从她嘴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

　　后来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几度搬家，谢黎一直都带着这些小人书，几十年来一本没丢，前些年，她还专门找人定制了专门存放小人书的书柜，并刻来私章，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印上了鲜红的“谢黎”两个小字。每每有同龄人对这柜子书投来惊叹的目光时，谢黎都会非常得意。“相比电影电视，尤其是网络，小人书真的单调太多，而且我也没那么多闲心挨着翻看了。”疏远归疏远，但每次轻抚这些书封，谢黎都会心起涟漪，感触颇多，毕竟这些花花绿绿的图画间，承载了太多的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