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第一股，改制非易事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199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纷纷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乡镇企业为从根本上做大的变革。

　　浦东开发开放，对界龙影响很大。

　　首当其冲，最明显的是企业税收降了一半。其次，交通条件大大改善，有了浦东国际机场，位于川沙西南的我们现在开车去市区不用再经川沙绕远路，路程要差15公里，不但生意更易做大，人才引进也更方便。以前从市区聘的技术员当天回不去得过夜，1991年后企业班车当天来回接送。

　　就在1990年代，许多上海人曾经固守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也悄悄改变。1993年，我们在川沙盖了“界龙花苑”，500套左右的房子卖了两年多；而2000年，“界龙新世纪公寓”还没开盘就几乎被预订光了。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我有个买了100辆面包车跑川沙到上海客运的朋友，他的企业居然上市了，只有160万元资产，上市后身价升了80倍，不得了。而我们界龙资产评估为3100万元，我也想要上市，既能解决资金链问题，又利于建立现代管理制度。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职工每人以每股4元的价格获得从几百到几千股不等的股票。1994年2月24日，界龙实业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一开盘就从8元升到12元，赢得“中国乡村第一股”的美誉。

　　那年费屹立21岁，华东师大国际金融专业毕业。记得1978年外贸部来拍的合影中他还露了把脸，因为我们农村企业那时基本没有周末，我一整礼拜都不在家，他就成天跑到厂里凑热闹。从一个把工厂当成游乐园的顽童成长为大学生，屹立说，界龙上市，使他对工厂第一次有了“企业”的概念，而既然是上市企业，就应该想到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就送他去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了3年，之后又送去澳大利亚学金融。2000年，屹立硕士毕业，回国帮我，帮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制。

　　要知道，村办企业有个大烦恼：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要管，又人人都不管。打雷了，下雨了，正在车间的工人立刻就能放下手里的活，跑回家收衣服、收粮食。不少人寻思：反正企业是我们村的，我想做就做，不想做也照样拿钱。长此以往怎么行？有顺手把印刷用纸拿回家给孩子当草稿纸的，甚至有业务员把销售款放进自己口袋的……我开始找乡亲谈话，定村规民约、厂规厂纪，还请了一个成人教育学校的校长来做职业教育，可大家就是不服，觉得你又不是老板，你凭什么管。

　　产权不明晰，风言风语多得很，我家玻璃窗还被人砸石子，妻子和弟兄都劝我当心点。不过，儿子很支持我，川沙镇长、浦东区委书记也都说可以改制。在我印象中，浦东正好在那段时间作出了加快农村改革的决定，计划在三五年内将浦东的数千家乡镇企业全面改制。当然，改制并非易事。我们在反复强调一定要改但不辞退村民的前提下，又拿出企业6.7%的股份留给村民作养老保障，2001年9月6日，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界龙改制方案。

　　从此，前行活力更加充沛：我们广泛涉足印刷、房地产、食品等产业；印制的《淳化阁帖最善本》被作为厚礼敬赠访沪的连战和宋楚瑜，还获亚洲印刷大奖金奖；画册《锦绣文章》次年又获金奖，还被作为胡锦涛主席访美赠予耶鲁大学的礼物。

　　1995年底，我88岁的母亲脑溢血去世。走之前，她说很开心，因为她享到福了。

　　今年8月，二儿子屹豪辞了澳洲国立银行的工作，回国帮我。我们父子仨定了下一个目标：世界五百强。

　　我想，那个关于假龙的风水传说，已经是很远很远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