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陈士能在界龙调研。
     图中左三为费钧德，右一为费屹立，这是这对父子难得的合照。 

　   【我要印】讯：东海之滨，浦江之畔。话说明洪武年间，当朝宰相刘伯温路经浦东，发现一处农地风水甚好，龙气若隐若现，为保朱元璋万岁，遂下令造“假龙庙”以镇风水。后因上海话里“假”“界”音似，界龙之名由此而来。

　　“从此，我们老百姓过上了穷得丁当响的生活。”1946年生的浦东川沙界龙村人费钧德说，这是他记事以来听得最多最熟的故事，似乎唯有此，能解释农田收成不好，解释他父亲因饥饿吃了太多草根而肠梗阻过世，解释一代代界龙人曾经的贫穷。当然，传说只是传说。这一点，无论说者或听者，其实都明白。

　　改变，就在新中国诞生后这60年。1950和1960年代乡镇企业萌芽，1978年改革开放，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在被誉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的浦东，费钧德的一家，确实经历了许许多多媒体常用的一句形容———“翻天覆地的巨变”。

　　小农民思考大问题：出路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总产量逐步提高，然而全国粮食供应形势却更紧张，一是土改后提高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二是有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目的是在农产品匮乏时保证人人得到基本口粮。1958年，国家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并全面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就进入了粮食最为告急的三年。

　　我从懂事起，对家里最深的印象就是穷。

　　1956年，一天我放学回家，家里揭不开锅，父母都在抹眼泪，我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原来是收成不好，家里连交粮的任务都没完成，更别说自留粮。后来父母偷偷割了田里将熟未熟的稻子，大队干部知道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1961年，一天父亲严重腹痛，被送去镇卫生院，原来他为填饱肚子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草根，患肠梗阻，开刀来不及，死了。在川沙中学读书的我随后退学了。虽然老师惋惜我成绩好，但知道我家里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交不起学费，也就算了。

　　所以，我一直想不通，怎么想也想不通。回生产队后，我在报纸上读到，当时宣布夏粮和早稻大丰收，说粮食产量每亩一万斤、两万斤，最高四万斤。然而事实呢？我们村2500多人，其中1100个劳动力耕作1800亩土地，收成总是不好，麦子每亩产量才100公斤，稻子产量250公斤，全年人均收入才25元钱，而且那时肉类少、油水少，我初中时一顿吃五两都不饱，你说日子怎么过？有件小事，我一直印象深刻。那时村民无一例外都在人民公社参加集体生产、在食堂吃大锅饭。有次是我弟弟到食堂里拿饭回来吃，他不大懂事，觉得自己饿了就先吃掉一半多，而其他家人都还没吃，所以大家骂他，骂完后母亲流眼泪，弟弟也流眼泪，我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苦。

　　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一个20岁不到的小农民开始思考这个大问题。我想起了读中学时，地理老师用“一分地、三分山、六分水”来形容我们国家。他还说，这10%的地要养活几亿人，太难了，所以农村劳动力要向工业转移。老师教的这句话，我悄悄说给大队干部听，他们也说对啊。不过议论归议论，一直没法实现，直至1966年，形势开始有点“乱”了。

　　消息不断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传来，说江苏在偷偷办企业，说周边村里也要开非农企业。一天下午，作为村里知识分子的我和几名干部来到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周祥贤家开会。我们达成一致：要办一家自己的小工厂。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上海外贸界龙入选为上海世博会供应商 
        台湾中华印刷科技学会客人造访界龙  
       上海界龙实业获上海迪士尼实质性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