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乐中国“拾荒”实验
2009-11-23 00:00:00.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编:肖庆
- 摘要:
- 2009年8月,废弃利乐包全球回收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该回收中心由浙江力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立。根据公开信息,中心建成后将在全球范围内收购废弃利乐包,建立起完善的回收网络。利乐发现,由于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系统中存在着各种缺位,自己“被迫”要在这个实验中同时扮演五花八门的角色:要做“循环经济倡导者”,替政府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还要为自己选中的再生产品制造企业“输血”、并且偶尔充当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
“铝塑分离技术本身早已存在。”利乐负责利乐环保事务的经理姚特克告诉本报记者。事实上,早在2005年,在巴西圣保罗的卫星城市Piracicaba,就有一家利乐巴西等公司支持纸包装回收加工厂,能够用等离子技术将纸包装盒中的铝和塑料成分完全分开。“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等离子技术的设备投入太高,而且也要求企业对'利乐包’回收量够规模,因此利乐在中国进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实验。”
2007年,利乐中国的环保工程师找到了天艺塑胶公司,他们和山东聊城大学的研发小组合作,开发出现在富伦纸厂和鑫宏鹏纸厂使用的半化学半机械的铝塑分离方法。
“(铝塑分离设备)总体投入大概需要1500万元,”羊军解释,“利乐在基础设备上对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且,经由他们论证,整个生产过程也是环保的。”
利乐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急切寻找性价比高的铝塑分离技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循环经济链条上,鲜少见到有为再生产品生产厂家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补贴。
在欧洲,以德国的“绿点体系”为代表,其实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由政府提出包装回收要求后,1990年9月28日,来自包装材料和消费品产业的95个公司组成了德国的生产者责任组织——“包装废物收集利用的环境服务公司”DSD,DSD拥有绿点(green dot)标志。这个组织是与地方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回收利用系统,它根据回收体系和不同材质包装物的回收成本测算,规定加入该体系的消费品制造商为每个包装上缴纳多少费用。交费企业可以在包装材料上使用绿点标志。然后,DSD将这些费用补贴给专业公司负责废包装的收集和再利用。
和中国大陆情况最近似的台湾地区,则是在1998年开始,由政府牵头成立了废弃物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用制造者提供的资源回收管理费去补贴整个资源回收系统的各个成员,比如工厂和拾荒者。
2008年8月,中国已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个立法意味着中国意识到了日益增长的资源紧缺和环境压力,试图改变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立法要求在企业的生产源头进行控制,提倡绿色设计和制造,并且将废弃物在回收及处理系统进行再利用,使资源重新回到生产领域。
“但是现在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只是在有关领域中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说:“有关产品再利用的比例、再利用率等等这些具体要求,相关行政法规现在还没有出来。”
因此,利乐要在中国搞循环经济实验,目前只能靠在产业链条上寻找到更多的利润空间,来确保下游的包装处理企业能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中持续扩张。
“说到底,我们需要靠这部分盈利赶快形成规模优势,”郭振齐在自己的铝塑车间旁总结说,“然后,就能更好地控制利乐包的回收网络。”
控制点
林老板个子不高,脸上总带着笑容,在经营垃圾分捡回收前,他做过水果生意。在他接手这块地盘时,羊军每月从这个地区只能回收80吨利乐包。据估计,这一地区2009年的目标回收量只有3000吨。
“但不要因此小看广州周边地区的回收量。”林老板为自己的商业计划辩解,光东莞地区一个镇的居民,一天消费利乐包的潜力,甚至就超过城市里的几个大型垃圾填埋场提供的回收量总和。因为这里工厂密布,气温偏高,工人们的食谱里常年包括利乐包装的牛奶或饮料。
“只要你让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有前途,”林老板说,“我会想方设法把回收量提起来。”
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类体系,消费者垃圾分类的培养更无从谈起。林老板这样的民间回收大户成为了“利乐包”回收的枢纽,他们连接着各个垃圾填埋厂、废纸收购点和蒙牛、伊利这样的利乐包装使用大户(从工厂中回收他们的废弃包装),并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环卫工人和城市居民。
在城市垃圾分类政策缺位的情况下,通过细分价格对回收渠道进行有计划的培养和管理,是羊军唯一能做的事情——他有一个即使在跨国公司的渠道管理者看来也相当精准的管理框架。根据消费“利乐包”的数量,在山东、安徽、上海、广州、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寻找到林老板这样的总代理,为他们中业绩好的人建立奖励制度:比如一个月,代理收上来的“利乐包”达到20吨,每吨就返利200元。羊军甚至答应,为林老板这样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提供一部分资金周转。
“我们把收购的标准和价格挂钩,收上来的废包分三个级别,分类和清洁做得最好的价格最贵。”羊军说,“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钱相关,回收环节里的每个人都会慢慢发生转变。”
在收上来的废包里,他们对地区代理从当地工厂拿到的边角料开出的收购价格是最低的。“这不奇怪,”郭振齐解释,“我们很多回收代理都和当地的蒙牛、伊利这样的工厂有密切的关系,从那里拿到大量的边角料并不难。”
但回收企业和造纸厂都意识到,能否拿到工厂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若完全依赖于这种关系,则会让双方都面临极大的潜在风险。
“比如,工厂分管此事的人忽然改变主意,将这些废料处理给其他回收商。”相比之下,建立起一个从城市垃圾处理体系中获得“利乐包”的稳定渠道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对牛奶和饮料的消费总会越来越多。因此,羊军和郭振齐不约而同把从铝塑分离技术上得到的那部分赢利,尽量投入到对这部分渠道的建设中去。
“更何况,利乐帮助我们的主要目的,本身不光是为了处理工厂废料。”羊军说:“而是希望通过我们去把城市垃圾中的废包吸纳出来。”
在富阳当地,受到原料蓝海的吸引,也有中小型企业开始动用“利乐包”造纸的主意。他们的一部分原料来自购买进口废纸中夹带的废弃利乐包,“进口废包是800元一吨,”羊军说,“我们则把收购价格定在1800元一吨。”
除去要负担维护管理回收系统的成本,富伦和鑫宏鹏纸厂为了保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环保,还投资500万元修建了污水处理及循环使用的系统——然而,其他竞争者则未必会如此规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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