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确实很残酷,”郭振齐说,“在规范和监管缺失的市场环境下,好行为未必会给企业带来好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羊郭二人对同业竞争者的心态十分矛盾。他们并不特别担心产能大的纸产品生产商加入竞争。事实上,大型企业,比如玖龙纸业就曾与利乐环保工程师有过多次接触,但迟迟没有实质性介入。因为玖龙纸业每日总产能近三四百万吨,若采用新的生产原料,生产线改造成本高昂,以目前的利乐包回收量来看,也无法找到足够的原料来维持大型企业的生产线运转。但如果利乐支持使用该原料的中小型企业过多,原料供不应求,会导致抬高收购价格,企业利润下跌。

　　“对利乐来说,这有点像在走钢丝时小心翼翼维持平衡一样。”杨斌承认。利乐最终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利乐包的回收比率大幅度上升,同时,那些有良好意图和行为准则的企业能够胜出。

　　但与中国复杂的市场环境相比,一个企业设计商业模式的初衷有时往往会显得过于简单。

　　这种时时存在的矛盾心态,最近一次特别明显地展露,是在利乐支持天艺塑胶公司开发铝塑分离技术的阶段。一方面,天艺塑胶希望自己的技术产品迅速市场化,另一方面,利乐也意识到,这个技术的应用如果推动了一批中小企业蜂拥上马无菌复合纸包装的处理项目,鑫宏鹏纸厂和富伦纸厂费时费力所搭建的规范、而又脆弱的回收体系又可能会被短期逐利的价格战冲垮。

　　“但最终,包括利乐本身在内,任何企业都要服从市场规律。”杨斌说,“我们为自己认定的企业提供技术和设备资助,并不是试图控制市场,而是试图为他们赢得一些机会和时间。”

　　拾荒者

　　2008年夏天,羊军在富阳的一个安徽籍合作伙伴在送货时遭遇了一次车祸,这个回收者是羊军在当地最好、最稳定的回收渠道之一,每天都在为他提供400到500个废弃利乐包。这次车祸导致合作伙伴胸骨开裂,光住院和治疗费就花了八千多元。

　　羊军去医院看他,发现他和家人正在为医药费和日后能否继续工作的问题心烦意乱。

　　就在那一刻,羊军意识到,富伦纸厂的业务是由这些居无定所、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拾荒者们所支撑的。而这些拾荒者们“毫无归属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很大。

　　如何帮助拾荒者群体,让他们觉得“被人尊重”,同时也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经过一番思考,羊军承认,有关的具体实行办法,“还在考虑中”——依照《新劳动法》,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企业,风险很大,而为其购买商业保险的金额又太大了。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帮一些长期合作的核心渠道商解决社保问题。”羊军说,“以我的实力,只能做到这么多。”

　　对利乐这些较早在中国市场推进环保项目的企业而言,已经意识到,中国巨大的拾荒者队伍没有组织、分散、不具法人资格的组织形态,因此也无法和企业进行交易。正是这一点,直接制约了利乐和其他大量使用包装的跨国消费品生产企业,比如卡夫、可口可乐推动废弃包装的回收。

　　此外,还有政策法规上的问题在困扰那些试图在中国回收电子垃圾的IT企业。根据记者了解,由惠普和佳能支持的回收渠道所得到的打印机废旧墨盒寥寥无几,多数墨盒要么被居民无意识地丢弃,部分则被市场上的小贩通过不正规渠道拿去“废物利用”,再次填充后卖到市场上去。不正规的企业处理墨盒会污染环境,也挤压了正规回收企业。

　　目前,中国现有的关于废弃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条例,其核心是针对回收管理,而不是回收再利用。它遵循1992年中国加入的《巴塞尔公约》,禁止电子垃圾跨省运输,这就使得企图统一处理电子垃圾的跨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遇到法规上的障碍——可能将电子垃圾收集上来,也很难将其运送到自己支持的企业去进行再利用的加工。

　　“说到底,在中国推动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各司其职。”杨斌认为,“在中国,政府为循环经济立法尤其重要,而公众的垃圾分类和环保意识也需要政府来推动和宣传。”

　　而这远非利乐,甚至几家大型包装生产商通力合作就能办到。

　　因此,利乐、包装协会和一些包装使用和生产厂商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将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纳入正在制定的《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在与包装物回收利用有关的三个群体中,目前国际通行的模式是:由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指导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和处理;政府有关部门或是生产者有责任组织对包装使用企业发放补贴。比如可口可乐、卡夫统一收取包装处理费(费用分摊比例则由包装使用企业与包装生产企业自行协商);政府对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给予税收、采购政策的支持;收取包装管理费的组织对相关包装处理企业发放补贴;同时,在整个包装处理链条中,政府有关部门要起到监督和核查的作用。

　　但是,“欧洲通行的生产者责任制未必适合中国,因为(循环经济)更多地牵扯到社会问题。”国家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管理处处长钟斌则指出,真正要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制度需要很长时间。各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政策细则。

　　事实上,欧洲人对此早有体会。根据杨斌回忆,当利乐中国的成员访问欧盟废弃物包装管理机构的时候,就有欧盟官员告诫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要照搬德国的回收模式”。

　　所谓德国模式,是指欧盟中一些东欧国家效仿德国,由企业和政府牵头投资建立了昂贵的回收体系,结果引发了一场正规军(政府企业支持的回收部门)和拾荒大军的资源争夺战。其结局是,硬生生抢夺了后者的饭碗。

　　业内认为,现在看来,对于第三个群体,也就是拾荒者群体的组织管理中,巴西政府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仿效。

　　1992年,巴西非盈利环保组织“塞普利”(CEMPRE)成立,这个组织帮助政府将拾荒者收编成为了类似合作社的法人组织——这等于是通过政府的许可和支持将垃圾分拣产业化,并使拾荒者的地位合法化。由于合作社的工作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作,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可以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在这个实验中,政府负责为合作社的垃圾分拣提供固定的地点或场所,“塞普利”和企业及其他NGO则为合作社提供核心设备(核心设备是压缩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达到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

　　目前,巴西一共有300多个这样的合作社,共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机会。这种成功的管理模式使得巴西的5500多个城市中,到2004年有237个城市加入了垃圾分类处理的队伍。另一个数字是,巴西的铝易拉罐90亿个,回收率达到96%,高居世界第一。其他的包装比如:钢易拉罐、纸箱、玻璃、PET饮料瓶和无菌包装纸盒、塑料的回收率都居世界前列。

　　“所有这些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经验都说明了一点,即循环经济实验能否成功,不取决于利乐一家公司,”杨斌承认,“但这也是我们为之努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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