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讯：这些年，我在研究出版业体制改革和技术转型问题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放松对“出版文化理性问题”的研究，而且经常性地呼吁业界关注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呢？主要是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

　　从理论上讲，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它的最本质特征是内容，内容为王，品牌无限。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出版和出版业以来，它的载体跨越几千年，由甲骨到钟鼎、到缣帛、到纸张、到互联网，发生了根本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但它以内容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本质特征却始终如初。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以不变应万变；从载体角度讲，则是万变不离其宗。一直到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选择，我们说出版业当然要讲究装帧艺术，讲究宣传造势和市场营销，但能否赢得读者、赢得市场，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容，取决于你的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乃至渗透力和穿透力。

　　我们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甚至把推进全民阅读提升到国家层面来运作，其根据在于：对于一个人来讲，阅读决定着他的文化附加值及他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他的肯定及认可的程度；对一个团体来讲，阅读决定着这个团体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及社会影响力的强弱；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阅读决定着它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水平高低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等等。但这里讲到的阅读，蕴涵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他读的书必须是有内容的，是符合“出版文化理性”之本质特征的。出版界的先贤们讲：我们重视国家和社会进步，就不能不重视教育进步，我们重视教育进步，就不能不重视书业进步，书业规模相对小，但对国家社会的影响较之其他行业更为大，其道理也在于此。

　　从实践上讲，在中外近现代出版史上，凡是做得有影响的、有出息的出版企业，无一不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商务印书馆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秘诀就在于把对文化理性的追求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以文化理性为体，商业利益为用。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基本上沿袭了这条路径。德国的苏尔塔普出版社，规模并不为大，但其社长翁泽尔德逝世时，德国总统和欧洲政要纷纷前来送行，何故之有？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彩虹出版计划”为战后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信仰及精神支柱，持续地提供了2000余种优秀出版物。

　　在当前，“出版文化理性”问题尤其应该给予高度的、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进行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的目的就内在地蕴含着提升出版物内容质量这个基础和前提；因为我们正在加快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的转型，而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样的目的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你传播的内容富有文化理性的魅力。应该清醒地看到：体制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真正实现，还要靠我们在内容方面的辛勤耕耘；技术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传播手段及载体，而这种手段和载体要真正发挥效力还有赖于我们在文化理性方面的精心策划与全力打拼。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同志最近在讲到行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时，也明确地、尖锐地提出了“内容创新能力弱，有影响力的精品不多”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强调研究出版文化理性问题的紧迫性。

　　(二)

　　那么，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呢？我想尝试着给它下个定义，以便我们的研究有所遵循：它是出版人、编辑人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决定或影响出版物内容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本质性文化品格。出版文化理性的内容似可分为核心层、核心实现层、核心辅助层三个层面。

　　所谓核心层，即是说出版从业人员，特别是(或主要是)编辑人员，要有文学的感性(喜爱文学，善于借助文学贴近生活、发现生活和洞察生活)；要有艺术的灵性(未必有艺术的创造力，但至少要有对艺术、音乐等的消费习惯和鉴赏力)；要有哲学的悟性(能领会基本哲学命题的意旨，理解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大思想家的核心观念，具备辩证思维能力)；要有史学的智性(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有冷静、清晰的认知和客观、公允的评断)；要有科学的理性(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科学素养及科学精神)；要有伦理的德性(比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恪守职业道德，保护他人成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核心层的规定性实际上回答了出版业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主体的基本规定性和普遍规定性。一些老牌出版单位的历史久远、丰采依然，一些新锐出版单位的后来居上、影响斐然，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具有“六性”的编辑家或编辑大家。编辑因其供职的专业方向不一样，对于这“六性”的拥有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但一般来说都应该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