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书籍并非对立
2010-04-21 00:00:00.0 来源:法制日报 责编:Quincy
【CPP114】讯:无数统计指数表明,今天的人读书越来越少,年轻人尤其是阅读最少的人群。有的专家学者把“阅读危机”解释为“人文精神危机”;也有的认为阅读率下降是必然趋势,未必导致文化的衰落;有人甚至在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上预测,书籍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书籍现代危机究竟存在吗?电子书是传统书籍的终结还是延续?书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谈论网络与书籍的当下问题,不能绕开不谈印刷术和新教改革。从古登堡在西方印刷第一部《圣经》起(约1452—1455),以印刷术为载体的书的历史仅有五百来年。如今在古籍市场上被奉为天价的“印刷初期珍本”,也不过是十六世纪的产物。但我们知道,广义的书的历史,也就是书写的历史,远远不止于此。
早在印刷书籍以前,人类就有莎草纸稿、羊皮纸卷、石碑、木板、竹片、锦帛等等更古老的书写载体。如果把电子书视为印刷书之后的新载体,那么在书的历史上,网络是继印刷术之后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当下所讨论的“阅读危机”,究竟是网络渐渐有取代传统印刷书的势头,人们只读电子书而不读传统的印刷书?还是人们确实不再读书了?这个区分显然很关键。新教改革以来,书不再是仅仅属于少数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没有古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圣经》的传播将是难以想象的。印刷术使得人人有书读,难道网络却反而让人不再读书吗?
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再三强调一个比喻,书如轮子。一经发明,轮子就尽善尽美,再无改进的必要和可能。同样的,书作为阅读的载体,也永不可能被超越和替代。艾柯所说的“书”,其实是广义上的书,用“书写”来表达更确切。书写的历史既不开始于古登堡的《圣经》,看来也不会终结于电子书的诞生。书写和轮子一样不死。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进一步把书写分成两种,一种是“农作的田间”,一种是“阿多尼斯的园子”。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前者是严肃的劳作,是智者写在灵魂深处的文字,专业作者用严肃的文字在他人的灵魂里播下不死的种子,正如苏格拉底以对话的方式把“爱智”的学问教授给雅典青年。至于后者,阿多尼斯是个美少年,连阿弗洛狄忒也对他倾倒不已,可惜他未成年就在狩猎时被野猪咬死。古希腊的妇人们在每年仲夏时节举办阿多尼斯节,把种子埋在装着泥土的篮子、贝壳或瓦罐里,这样开出的花儿特别容易凋谢。阿多尼斯的园子,其实就是容易凋谢、不会长久留存的业余写作。
书写有别,阅读也必然分等次。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亚,也都能自诩读过莎士比亚,即便从传统的教科书中也能了解《哈姆雷特》的中心内容、思想内涵等等。然而,据苏格拉底的说法,真正的阅读是必须教才能会的,单单读过并不一定能体会书中的智慧,没有正确方法的阅读更有可能让人只抓住智慧的外观并沾沾自喜。
所谓的“阅读危机”,看来不只在于人们不读书,还在于不正确地读书。不正确有时是方法不对,有时则是没有读对书。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明白,一本书并不总是适合所有人,一旦写成,每篇东西就以相同的方式到处传,传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样传到根本不适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
如果说网络确实带给书籍什么危机性冲击的话,那么这大概尤其表现在,网络时代的书籍更显著地体现了苏格拉底当初的忧患:一方面,书无法选择读者,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吕西阿斯辞赋,而是网络时代无穷无尽真伪难辨的信息,而再也没有一个像苏格拉底当初那样拦住他天真的学生斐德若,耐心揭穿智术师吕西阿斯的欺骗本质。
在柏拉图对话《斐德若》中的某个夏日的正午,雅典城外的伊利索斯河畔,苏格拉底快活地躺在梧桐树下,向少年斐德若传授书写的秘密。苏格拉底对书写作出的种种预言,如今一一得到验证,阿多尼斯园子式的书写(和阅读)处处绽放,侵犯着“劳作的田间”,原本界限分明的两种书写方式被混淆了。在笔者看来,“混淆”二字才是书的真正危机所在。在当下“全民写作”的文化气候里,撇开多数网民如阿多尼斯园子般的博客写作不谈,真正的危险始终来自吕西阿斯式的写作,混淆界限,名不副实。
从某种程度而言,所谓书的现代危机,无非是人类又一次面临苏格拉底当年的忧虑;现代学人呼吁“书永远不死”,也无非是响应柏拉图当年所开启的真正意义的写作———柏拉图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了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述的老师的言说,这尤其值得深思。看来,讨论书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苏格拉底的预言。
从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经,欧洲中古学者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横穿英吉利海峡,越过阿尔卑斯山;如今,网络在弹指之间提供了近乎无穷的阅读可能。古人在抄写经文时会小心翼翼地依样照抄前人笔误,手抄本上的一个笔误也会得到膜拜;如今人们一边怀疑着网络上未加分辨和过滤的信息,一边又随时随地有条件添上新的信息。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无论如何,谬误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实地追随着我们。但有一点大概可以确定,网络与书籍并不是非对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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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网络与书籍的当下问题,不能绕开不谈印刷术和新教改革。从古登堡在西方印刷第一部《圣经》起(约1452—1455),以印刷术为载体的书的历史仅有五百来年。如今在古籍市场上被奉为天价的“印刷初期珍本”,也不过是十六世纪的产物。但我们知道,广义的书的历史,也就是书写的历史,远远不止于此。
早在印刷书籍以前,人类就有莎草纸稿、羊皮纸卷、石碑、木板、竹片、锦帛等等更古老的书写载体。如果把电子书视为印刷书之后的新载体,那么在书的历史上,网络是继印刷术之后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当下所讨论的“阅读危机”,究竟是网络渐渐有取代传统印刷书的势头,人们只读电子书而不读传统的印刷书?还是人们确实不再读书了?这个区分显然很关键。新教改革以来,书不再是仅仅属于少数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没有古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圣经》的传播将是难以想象的。印刷术使得人人有书读,难道网络却反而让人不再读书吗?
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再三强调一个比喻,书如轮子。一经发明,轮子就尽善尽美,再无改进的必要和可能。同样的,书作为阅读的载体,也永不可能被超越和替代。艾柯所说的“书”,其实是广义上的书,用“书写”来表达更确切。书写的历史既不开始于古登堡的《圣经》,看来也不会终结于电子书的诞生。书写和轮子一样不死。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进一步把书写分成两种,一种是“农作的田间”,一种是“阿多尼斯的园子”。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前者是严肃的劳作,是智者写在灵魂深处的文字,专业作者用严肃的文字在他人的灵魂里播下不死的种子,正如苏格拉底以对话的方式把“爱智”的学问教授给雅典青年。至于后者,阿多尼斯是个美少年,连阿弗洛狄忒也对他倾倒不已,可惜他未成年就在狩猎时被野猪咬死。古希腊的妇人们在每年仲夏时节举办阿多尼斯节,把种子埋在装着泥土的篮子、贝壳或瓦罐里,这样开出的花儿特别容易凋谢。阿多尼斯的园子,其实就是容易凋谢、不会长久留存的业余写作。
书写有别,阅读也必然分等次。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亚,也都能自诩读过莎士比亚,即便从传统的教科书中也能了解《哈姆雷特》的中心内容、思想内涵等等。然而,据苏格拉底的说法,真正的阅读是必须教才能会的,单单读过并不一定能体会书中的智慧,没有正确方法的阅读更有可能让人只抓住智慧的外观并沾沾自喜。
所谓的“阅读危机”,看来不只在于人们不读书,还在于不正确地读书。不正确有时是方法不对,有时则是没有读对书。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明白,一本书并不总是适合所有人,一旦写成,每篇东西就以相同的方式到处传,传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样传到根本不适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
如果说网络确实带给书籍什么危机性冲击的话,那么这大概尤其表现在,网络时代的书籍更显著地体现了苏格拉底当初的忧患:一方面,书无法选择读者,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吕西阿斯辞赋,而是网络时代无穷无尽真伪难辨的信息,而再也没有一个像苏格拉底当初那样拦住他天真的学生斐德若,耐心揭穿智术师吕西阿斯的欺骗本质。
在柏拉图对话《斐德若》中的某个夏日的正午,雅典城外的伊利索斯河畔,苏格拉底快活地躺在梧桐树下,向少年斐德若传授书写的秘密。苏格拉底对书写作出的种种预言,如今一一得到验证,阿多尼斯园子式的书写(和阅读)处处绽放,侵犯着“劳作的田间”,原本界限分明的两种书写方式被混淆了。在笔者看来,“混淆”二字才是书的真正危机所在。在当下“全民写作”的文化气候里,撇开多数网民如阿多尼斯园子般的博客写作不谈,真正的危险始终来自吕西阿斯式的写作,混淆界限,名不副实。
从某种程度而言,所谓书的现代危机,无非是人类又一次面临苏格拉底当年的忧虑;现代学人呼吁“书永远不死”,也无非是响应柏拉图当年所开启的真正意义的写作———柏拉图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了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述的老师的言说,这尤其值得深思。看来,讨论书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苏格拉底的预言。
从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经,欧洲中古学者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横穿英吉利海峡,越过阿尔卑斯山;如今,网络在弹指之间提供了近乎无穷的阅读可能。古人在抄写经文时会小心翼翼地依样照抄前人笔误,手抄本上的一个笔误也会得到膜拜;如今人们一边怀疑着网络上未加分辨和过滤的信息,一边又随时随地有条件添上新的信息。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无论如何,谬误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实地追随着我们。但有一点大概可以确定,网络与书籍并不是非对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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