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头版套红，头条消息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文内宣布：中华民国废除旧历，改用公元纪年，每年的1月1日即“新年”开始。急切地与世界历法“接轨”，有其“求世界大同”的慷慨之义。只是，清廷可一朝倾覆，数千年的农耕民俗，却依旧沿袭千年惯性，在向前滚动。当年报载，“民间仍在当年2月18 日(农历年正月初一)，按传统扫尘，贴春联、年画和倒‘福’字，全家团圆守岁，早起燃放爆竹，互相拜年”。

　　
　　1914年，当时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呈报：我国旧俗，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袁世凯予以批准。自此，农历岁首称作“春节”。此乃“一落一起”。

　　
　　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再度废除旧历。1928年4月，内政部通令各省区市，将旧历年节应有的各种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娱乐活动，移至阳历新年元月举行。极而言之的称谓是，农历被叫作了“废历”。民国如是两次决绝的历法更变，内中几乎包容了当时所有的社会焦虑。各路资本来势猛烈，然春耕秋收四时有序，中国社会整体经济的根基未变，于是，农本还是农本，民本还是民本，在广大的老百姓看来：“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

　　
　　1949年1月21日，已下野的蒋介石，在浙江溪口老家，“废历”除夕夜“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据蒋经国日记，饭后，还特意请来数位京剧名家唱堂会。孤独凄冷之时，蒋氏以这样的家族方式，度过了在大陆本土的最后一个“年”。

　　
　　霎时天地翻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1月1日称为“ 元旦”，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此乃“二落二起”。

　　
　　上世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二年，即1967年1月25日，《解放日报》刊出以“革命群众”名义给报社投书的“向全国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这倡议的年代背景是，在前20天的1月5日，上海“造反派”领先于全国，第一个宣布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当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 ……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数千年的佳节，一百年的风云，中国传统春节第三次的“陷落”，是在上海。直至下一年，即1968年，“全国饮食服务系统”向财贸职工发出倡议：“把橱窗店堂布置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春节期间饮食业要积极向顾客宣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由某一“全国系统”出面说话，春节从坚决不能“过”到革命化的“过”，总算可以“过”了，这实质是一次民心和国情的沉重回归。此乃“三落三起”。

　　
　　2010年12月有报载，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告诉记者，至2011年2月14日，中国现行的春节其实只有“97岁”。如果扣除被民国分别取消的2年和21年，计“废历”了23个春节。再扣除1967年由上海倡议的“坚决不能”的春节，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只过了73个“名正言顺”的春节。春之节，却因“乍暖还寒”，“最难将息”，与“人间万物鲜”的境界，尚有距离；这一段距离的长度，叫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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