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出版公司的数字化进程，首先表现在对经营理念的探索和革新上，这些公司以培育适应新技术要求的新的商业模式为着眼点，探索出了“从内容生产向内容服务转变”的发展途径。这一经验也正在成为数字化时代各国出版业发展的共识。
　　
　　在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并不十分清晰的环境下，虽然各自的情况不同、起点不一，但国际出版商应对技术革命的成功经验，值得珍视。产业融合的加剧，出版必须显示出与其他产业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以及网络技术不可取代的专业功能，才有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借助新技术不断壮大的可能。这种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就是内容生产。数字转型解决的是内容如何与技术结合，从而进一步拓展内容生产、传播、销售空间的问题，因此，从传统纸质出版向现代数字出版的转型，从传统内容生产向以内容和服务并重的现代经营业态转型，也应该同时作为我国出版产业进行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角色定位的转变，必然要求出版的经营范围向相关产业资源拓展，出版业与传媒业的整合必将成为发展趋势。在此形势下，如果出版业固守从内容生产到渠道销售的直线型传统产业链，技术转型将无从实现，传统产业也终会走向穷途末路。中国出版业必须在做好个性化、多样化内容生产的同时，通过嫁接、衍生等多种手段，打造多元创造、多元经营、多元传播的内容生产服务平台，推动产业结构由垂直型向网状型升级，形成内容与科技、专业与衍生、文化与经济融合的新型产业经营模式。
　　
　　从盲目消耗到有效出版，实现产业发展的绿色转型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作了如下定义：“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两个关键词：“需要”和“限制”。一方面，要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对“需要”所造成的对未来环境的危害加以限制。对出版业来讲，这种“需要”指的是产业发展的需要，“限制”则是指对于支持发展的资源、环境所构成的浪费或破坏的限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版所指向的“资源”，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还有无形的精神、文化资源；所指向的“环境”，除了显在的自然环境，还有潜在的人文环境。未来出版产业发展需要的能力一旦被突破，将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更主要的则是对构成人文环境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内容产业，出版生产主要依赖的资源是文化资源，生产的过程就是借助于开发，使文化资源所包含的价值被社会认识和了解的过程。此外，出版产品的生产还同时消耗其他物质资源如纸张、油墨等。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限制”讲，出版的可持续首先是对文化资源的“需要”和“限制”，也就是说，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出版经营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资源的承载力和文化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这不仅包括对有形文化资源的保护，还主要指对文化所蕴藉的内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正确挖掘，有效避免“伪文化”的泛滥所导致的文化资源的廉价侵蚀和肤浅损害，还原文化本身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并将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其次，才是对物质资源的“需要”和“限制”。因此，绿色出版蕴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人文环境的妥善维护，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由于维护文化生态是其核心环节，所以，绿色内容是绿色出版的主体。
　　
　　当前，我国传统出版业依旧是品种数量上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存在许多无效出版的现象。无效出版不仅严重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出版企业付出高额成本，而且使文化生态遭到损害，使出版屡遭诟病。因此，推行绿色转型必要而紧迫。从国际上看，绿色转型成功而有效的做法就是内容创新。在出版全球化浪潮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创新能力和品牌却无法拷贝。因此，走出“重扩张、轻管理，重规模、轻效率”的误区，树立“资源约束、资源优化”的新出版理念，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应当成为我国出版产业谋划绿色转型的战略基点。（作者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