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岑红告诉记者，此前，该社曾在某电子书平台上发现42本未获得出版社授权的电子书，经查证系中文在线进行了转授权，而合同中只规定了限价权，也就是说除了尚可以对电子书的价格提出异议，中央编译出版社对于数字版权的“去向”及收益都无从知晓。

    岑红坦言，对于中央编译出版社这样的单体出版社而言，转授权是“四两拨千斤”的做法。“单体出版社自主运营的能力较弱，我们也希望通过强大的内容集成商或中间商实现一次授权、多次发布，但问题是一旦转了授权，一切就跟出版社没关系了。”岑红表示，由于不透明，出版社“很被动”，转授权后往往就失去了对电子书的控制权，“我们的资源天下皆是，而每年从中间商手里拿到的钱也就4位数的量级。”

    除了收益，令岑红更为担心的是，出版社授权时提供的有些是排版文件，如今看来存在着巨大的隐患。“有些内容集成商转授权出去交付的也是排版文件。授权时出版社对合作伙伴作了严格考察，而集成商转授权，不但未经出版社考察，甚至不会告知出版社。如果哪个平台、哪个环节不负责任，这些排版文件流传出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到时候盗版也成了‘正版’，而出版社根本没有办法。”岑红表示，对不负责任的平台和中间商今后将不再授权，但现在除了“不再续约”外，出版社并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结束电子书转授权的混乱局面。

    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方向记者表示，即便是很明显的侵权盗版，出版社也很难进行诉讼，更何况错综复杂的转授权。“要告谁侵权首先要证明对方不当得利，而实际操作中内容供应商是很难知道这个数字的。”

    更为现实的是，目前出版社与各个渠道、平台的合作并不仅仅限于电子书，纸书的比重要更大，“数字出版维权了，纸书怎么办？”在中信出版社数字传媒经理初丛达看来，在数字版权的问题上细究起来漏洞很多，谁也不敢说自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数字出版平台立足的根本是海量资源，在与出版社谈判无果或拿不到版权的情况下，自然会通过其他渠道寻求版权，而每个环节的转授权方是否拥有相应权利实难证明，这就造成了“一女多嫁、母不知”的情况，而出版社想要维权也无从下手。

    乱象丛生谁是始作俑者

    目前经常使用的“数字版权”、“电子版权”、“网络版权”、“多媒体版权”等都是非法律语言。严格上来讲，业界对数字版权的约定并不明确，且出版社在与技术服务商、平台商签约时，大都没有明确具体的权利种类、使用条件与结算条件以及日后收益的保障等。

    有人埋怨平台商，认为平台商应尽版权审查之义务，对授权方是否具有版权相关权利进行审核；也有很多人为平台商喊冤，认为出版社“埋怨错了”，电子书授权状况错综复杂，平台商很难一一追溯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