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新闻关注的是事件的本身，而出版是对新闻进一步的延伸。这种延伸包括分析事件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等等。这也是出版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孙献涛说。

　　光明日报出版社成立于1981年，是当时中国第一家由新闻单位主办的出版社。该社社长朱庆博士对出版社的定位表述很清晰：“光明日报使命和品牌在出版领域的延伸”；孙献涛将这一理念灵活地应用到了出版实践当中。

　　做自己熟悉的领域

　　多年的新闻媒体的从业经历，让孙献涛练就了透过表象探究事物本质的分析能力，置身新闻潮头让他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孙献涛介绍说，目前光明日报出版社已经在三个领域有所作为：“第一是学术出版领域，这是我们社的重要领域，要长期紧抓不放。本社与教育部的高校社科中心签订了长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将地方高校杰出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这类出版可能不能带来太大经济收益，但能够进一步打造光明社学术出版的品牌。”

　　“学生课外阅读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主攻的第二大方向，但学生读物我们并不仅限于教参、教辅书籍。我们力争的是多出有营养、有质量的课外读物，比如朱庆发起创制的‘六角丛书’，就被中宣部点名表扬，这套书我们每年发行量达数千万册。着力打造高质量的学生课外读物，同样符合光明社的进展方向和定位，这是我们既保持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学术论述优势，又结合市场需要而做出的有益探索。”

　　“第三大方面是畅销书领域。为了紧跟市场需求，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出了部分精力投入到一些有特点的畅销书出版中，目前主要集中于严肃的文史类读物。”孙献涛介绍说：“这类图书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虽然光明日报出版社有着优秀的传统，也在新领域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但是孙献涛认为，他们的定位仍然不够清晰。他说：“其他很多出版社都在做这些，市场竞争激烈，如何在出版市场立足和发展是我们长期思考的课题。”

　　孙献涛认为，信息时代下，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些人不喜欢看书，但是他们也会从各种渠道获取知识，比如网络。因此，大家想要了解什么，通过网络、媒体等免费的方式就可以获取，谁还愿意花钱买书看。“这是我们出版人做书面临的挑战。”孙献涛顿了顿，说道：“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只有比别人好一点，我们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孙献涛结合自己作为图书策划人的具体工作阐述这一观点时说：“我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出身，而明史恰是我熟悉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策划出版了《南明史》。”

　　《南明史》是明史专家顾诚的遗著，作为顾诚的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孙献涛跟师母聊天，他说能不能帮老师再把这本书出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在找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已经断档了。孙献涛深知这部作品的学术价值，很快把出版这本书提上了议事日程。

　　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复杂得多。孙献涛说，此次再版《南明史》，就希望能将它升级，尽量做得更好一点。“我是顾老师的学生，我了解他，也能接触到更多更深的资料和他的遗著，比如后来我们作为书的代序言的文章《我与明史》。类似的优势，我还是比别的出版人多一点，所以这本书反响不错。”

　　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之前又有了《南明史》的成功出版经验，文史类作品自然成了他的首选。在忙于处理总编工作之余，孙献涛也抽空策划了不少文史方面的出版物，包括即将出版的“大师读史”系列、“焚书”和“藏书”系列。在此过程中，孙献涛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虽然现在出版行业不是很景气，充斥了很多急功近利的书，但是真正的好书还是有市场的。”

　　此外，孙献涛现在正在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作者，积极寻求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和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