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经济转型:纠结中的重新启航
2013-01-16 09:40:52.0 来源:中评网 责编:王岑
- 摘要:
- 回顾2012并展望2013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2012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年,而2013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年。
【CPP114】讯:回顾2012并展望2013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2012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年,而2013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年。
财经发表经济学博士陈金保文章表示,经济转型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至今已17年,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必须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促发展不能自拉自唱,要让群众受惠”,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副总理最近的系列讲话终于让我们看到了转型的决心,看到了转型的希望。
倒逼下的转型抉择
文章称,谈到经济转型,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借助资金和技术的引进,依靠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比较优势和后发国家优势,采取以低成本为主的竞争策略,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瞩的伟大成就。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十五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前后,中国GDP将可能超过美国,夺回世界老大的位置。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高居世界首位;年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20%,有些年份增速甚至高达40%。可以说,截止2011年底,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一路凯歌。
从增长动力来源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外资的涌入;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突出表现为农民工进城和工业化推进;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
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中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在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向占据更高价值链地位的出口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挑战,竞争优势更多地不能再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简单规模扩张,而是要更多依赖科技水平与创新速度的提升。在此情形下,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就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倒逼下的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转型决心难下
文章指出,关键的是,虽认识已有,但转型决心难下。
长期性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双高”增长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那就是经济增速一“破八”,总想再回到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6%-8%的经济增速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绝对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据估计,2012年中国GDP增速大约为7.7%左右,美国为2%左右,日本也刚刚由2011年的负增长转为1%左右的增长,欧洲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德国可能在1%以下。金砖五国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不到6%,巴西3%,南非2.5%。
为什么总想“保八”呢?“保八”的目的无非就是保就业、保收入和保财政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超高速增长”走向“适度增长”的转型之路会非常艰难,这两种增长模式之间的切换需要一个自然渐进的过渡路径,而制造业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骤降的时期,日本在1973年、韩国和台湾在1997年,而且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所以,就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真的出现骤降,中国的就业怎么办?中国刚刚过50%的城市化进程如何持续推进?
幸运的是,进入2012年,这种纠结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
财经发表经济学博士陈金保文章表示,经济转型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至今已17年,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必须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促发展不能自拉自唱,要让群众受惠”,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副总理最近的系列讲话终于让我们看到了转型的决心,看到了转型的希望。
倒逼下的转型抉择
文章称,谈到经济转型,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借助资金和技术的引进,依靠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比较优势和后发国家优势,采取以低成本为主的竞争策略,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瞩的伟大成就。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十五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前后,中国GDP将可能超过美国,夺回世界老大的位置。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高居世界首位;年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20%,有些年份增速甚至高达40%。可以说,截止2011年底,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一路凯歌。
从增长动力来源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外资的涌入;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突出表现为农民工进城和工业化推进;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
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中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在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向占据更高价值链地位的出口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挑战,竞争优势更多地不能再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简单规模扩张,而是要更多依赖科技水平与创新速度的提升。在此情形下,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就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倒逼下的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转型决心难下
文章指出,关键的是,虽认识已有,但转型决心难下。
长期性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双高”增长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那就是经济增速一“破八”,总想再回到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6%-8%的经济增速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绝对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据估计,2012年中国GDP增速大约为7.7%左右,美国为2%左右,日本也刚刚由2011年的负增长转为1%左右的增长,欧洲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德国可能在1%以下。金砖五国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不到6%,巴西3%,南非2.5%。
为什么总想“保八”呢?“保八”的目的无非就是保就业、保收入和保财政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超高速增长”走向“适度增长”的转型之路会非常艰难,这两种增长模式之间的切换需要一个自然渐进的过渡路径,而制造业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骤降的时期,日本在1973年、韩国和台湾在1997年,而且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所以,就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真的出现骤降,中国的就业怎么办?中国刚刚过50%的城市化进程如何持续推进?
幸运的是,进入2012年,这种纠结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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