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但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印刷业水平还很落后。以深圳为例，当时深圳印刷厂规模很小，使用的机器设备都是国外二三十年前的，不仅噪音大，还会排放大量有害气体，而且成品率、合格率还低。此外，在管理水平和生产理念上，别说香港、新加坡，连北京、上海的都比不上。
  
  1984年，身为丹麦宝隆洋行（中国）有限公司在华南地区的负责人，我参与到深圳旭日印刷有限公司的筹建过程中。这是深圳乃至全国首批中外合资书刊印刷企业，中资方是当时中石化下属的一家印刷厂，外资方是香港的一家企业。我为这家新印刷厂推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来自德国的海德堡印刷机，并带来了发达国家的印刷工序。
  
  1986年，这家当时国内最现代化的印刷厂在深圳罗湖开工投产。新设备的印刷成品率高，生产效能提高了三四倍。加之当时政策支持力度大，印刷厂投产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成本。随后，深圳陆续成立了多家中外合资的印刷企业，他们都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使得深圳能够生产质量和档次更高的印刷品。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印刷业是全国印刷业发展的风向标。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深圳印刷企业迅速成长，印刷业水平逐渐超过北京、上海。
  
  广东印刷看深圳
  
  1992年后，受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鼓舞，深圳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各项优惠政策不断落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投资者，印刷业也从中受益颇多。我们业内把上世纪90年代深圳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形容为雨后春笋、百花齐放。
  
  上世纪90年代，作为全球最大的海德堡印刷机械代理商，宝隆洋行委派我参与到深圳印刷业的推进工作中。当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很支持印刷业的发展，时任市委常委李德成负责印刷业工作，他亲自邀请海德堡方面来深圳设立培训中心，开设办事处，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放在深圳。作为优惠条件，深圳市政府给予海德堡培训展示设备保税便利，不用付关税。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那时深圳企业家出国访问、看印刷业展览很不容易。
  
  1994年，海德堡正式在深圳开设培训中心，我被任命为董事总经理首席代表，在深圳常驻。当时，一台最先进的海德堡印刷机最少也要800万至上千万元人民币，印刷企业一次引进设备，就要花费3000万元左右，当时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强的购买力。于是，我主动联系有实力的欧洲、香港的银行，去跟他们谈合作，给印刷企业购置设备放贷，使企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印刷机。这种方式在香港印刷业已经使用了近30年，但在当时的内地还很新鲜。为了打消银行的疑虑，我打趣说：“印刷机是几十吨重的机器，又不是四个轮子的汽车，跑不掉，而且机器还要专业人员调试，是受我们监督使用的，不用担心企业买了机器不还钱就跑路了。”最后，我成功说服了两家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