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反映地上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往往含有水分。近年来，全国31个省区市G D P总和均超过全国总量，且呈逐年增长趋势。2013年超出全国G D P总量逾6 .1万亿元，超过了正常误差范围。2013年6月，国家统计局在官方网站发布通报，经调查中山市横栏镇2005年年报镇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我们无法了解这种行为的普遍性，但从另外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全国工业用电量2009年为26664亿千瓦时，到2013年为39143亿千瓦时，增长46 .8%；国内生产总值(G D P )2009年为335353亿元，到2013年568845亿元，增长69.6%，增长率相差达22.8%，这与电力弹性系数为1左右的国际经验不符。虽然，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但这些政策实施时间不长，难以相信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有多大呢？根据Buehn和Schneider利用M IM IC模型对162个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发达国家地下经济占其G D P的比率为10%～15%，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为30%～40%。如按下限10%，上限40%估算，2013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约为5.7万亿到22万亿元之间。但因G D P总量准确程度存在问题，准确地估计地下经济规模也很困难。
  
  造成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明显的“双层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基层政府的“政绩”导向。近年来，尽管国家要求转变“唯G D P”的政绩观念，但基层政府行为仍是以“政绩”为导向。究其原因，既要有经济增长的成绩、有各种目标任务的“追责”，也有财政上的压力。其次，是利益驱动。大型企业配合基层政府要求，根据需要虚报相关数据，往往能获得政策扶持、银行融资等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各种手段避税逃税。第三，是统计方式。各级统计部门在汇总上报经济数据前，均经过当地政府的“统筹”。各地在“统筹”数据之前，往往是根据自身需要上报，而不是真正的调查核实。第四，是监管水平。目前在人力上、物力上，难以对地上经济数据进行全面普查核实，难以对地下经济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第五，是税赋制度。2014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4638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5968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7096亿元，三项加在一起的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达到44%，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税负大约为35%-40%之间。研究表明，“地下经济规模的增减跟宏观税负的高低有一定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