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职能方面，要切实树立法治思维。一方面是“法无禁止即为许可”，普遍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把地下经济活动转到地上，在决策上打破各种利益藩篱和垄断，鼓励充分竞争，是维持物价稳定的根本办法。另一方面，是严格执法，对处于灰色地带的投机炒作、黑色的涉暴垄断行为、贪污受贿腐化行为，严肃执法要更加直接有效。在政策决策方面，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经济“双层结构”条件下，政府决策要更多地树立博弈思维。这其中，包括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互动、企业与政府的区别、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的关联、国家利益与国际财团的抗衡等。在政策措施方面，一方面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政府的调控手段很多，要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如近来国家实行的“定向调控”、反垄断执法，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适度性。长期以来，政府形成了“加大政策力度”的思维惯性，结果某一项政策出台，各地、各部门争相出台配套政策。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必须有“度”。
  
  对于庞大的地下经济，需要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不同角度进行考察，既要看到其逃税漏税甚至违法犯罪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在解决就业、增加收入方面的作用，关键是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从治标上来说，实行分类治理，依法严惩涉黑涉暴、勒索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引导未依法登记、规避监管的行为；对于由于政府过度管制，导致相关从业者转入“地下”的，应逐步放开管制，并加强规范管理。从治本上来说，要进一步研究改革当前税收体制和经济监管体制，实行“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切实减少地下经济运作动机。另外，我国的收入所得税累进税率也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水平，起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因此，要大力清理各地有关企业税费征收规定，简化税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同时，要加强对现金交易的监管，洞察现金流向。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经验，要求达到一定数额的交易全部通过银行划账进行，既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加强监管，提高征税效率，促使部分地下经济活动浮出地面，为经济理论分析、科学制订经济政策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撑，为反腐和法治建设增加强有力的手段。
  
  一个以电子流、全数据为支撑的经济运行系统，必然极大压缩地下经济运行空间，中国经济的“双层结构”也将被单一、透明、规范、高效的经济结构逐步取代，这是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在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