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服务的国际化比金融更落后。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纠纷解决中总是处在被动地位。其主要原因无外乎有两点。第一，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第二，中国急缺熟悉这些规则并运用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法庭打官司的高水平的法律人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将面临错综复杂的经济和法律环境，其与东道国之间这样或那样的投资纠纷不可避免。按照最新趋势，投资者可以因为东道国法律和政策不公平的对待自己而将东道国政府送上国际法庭，从而寻求得到损害赔偿。中国法律专业人士有责任为本国企业在海外发展排忧解难。最近一些年，越来越多在海外攻读法律专业的留学生回国效力，其中不少人熟悉国际法律规则并取得外国律师资格。“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律师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最佳契机。
  
  三、不容忽视的挑战和风险
  
  古典名著《西游记》整个讲的就是唐僧一行翻山越岭到西天取经，历经81难终修成正果的过程。这个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故事是在提醒我们，若要成就大事，必经磨难。
  
  不难想见，作为世纪系统工程的“一带一路”，在其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将会遇到何等的挑战和风险。从大的讲，但凡国际经济活动中一般出现的经济和项目技术等方面的风险都无法回避，除此之外，源于国家政治制度性质、投资法律政策和地缘环境的政治风险也在所难免。从小的看，不同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和宗教等因素而有差异的商业习惯和社会风俗同样可能影响“工程”的顺利进行。
  
  在各种可能的挑战和风险中，下面这些不容忽视。
  
  第一，地缘政治安全问题
  
  在地缘政治发展历史上，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占居中心地位，对大国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麦氏的“心脏地带”就是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涵盖的主要地域，而斯氏的“边缘地带”则正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本吻合。
  
  众所周知，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积极推动美国战略重心从西向东转移。其实，无论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是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它们都仍然是在斯氏的“边缘地带”上移动。因为在这条亚欧非大陆的边沿“地带”，富含石油、天然气和矿物资源，在21世纪又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只要美国的注意力一天不离开这条重要的“地带”，该“地带”上几个热点或潜在热点地区便随时有可能爆发紧张局势，比如中东北非、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一带一路”只能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建设，且不说大规模战争，就是冲突时有发生的话，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何减少或避免战争的发生，如何缓解部分地区紧张局势并阻止这种局势升级，是“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化解的地缘政治风险。
  
  第二，投资法律碎片化问题
  
  在“一带一路”的系统工程中，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然而，与国际贸易领域不同，国际投资关系缺乏统一的多边规则调整。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依靠双边和区域协定。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国企业在多国投资就必须适应不同国家法律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协定。这会导致投资者无所适从，并且增加投资成本。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条约保护，投资者在遭遇东道国战乱、国有化或法律政策不利影响时，无法得到及时充分的法律救济。中国与亚、欧、非大多数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但是有两个因素仍然制约着这些双边协定在实际中的作用。第一，中国参与的很多双边协定，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在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不具有太强的可操作性。第二，中方企业还不习惯运用法律方法解决问题，面临争端发生时常常希望通过谈判和外交保护等非法律方法了事。这显然无法应对随着“一带一路”推进而排山倒海般出现的投资争端的现实。
  
  第三，恐怖主义威胁问题
  
  “一带一路”沿边国家和地区是极端势力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海上丝路的主干道上也有海盗势力猖獗。曾几何时，美国为了反恐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世界主要国家出动舰队联手在印度洋绞杀海盗。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逐步完成，一方面大大增强各个国家实现互联互通的能力，但同时也让恐怖分子和海盗有了攻击和破坏的目标，特别是空海航线、公路、铁路、管道和通信网线的四通八达为这些极端势力提供了跨境犯罪的便利。能否使这些“线路管网”完全成为国家间经济联系和人民和平交往的桥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一带一路”沿边国家都需要认真应对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