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书——刷新认知的童书新形式
2017-12-19 10:24:40.0 来源:网络 责编: S9
- 摘要:
- 随着互联网与手持电子设备的普及,传统出版在内容与形式上都面临着来自数字阅读产业的挑战。
其一,借由自身特性,衍生出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极具视觉冲击的尺寸和版面,以及编辑阶段的多方合作,为墙书的后期宣传奠定了优势基础。早在2012年,长8米、宽2米的巨幅《地球通史》就悬挂在了伦敦市政厅旁、伦敦动物园内、威尔士海伊文学节现场等显著位置。2016年《英国通史》出版之际,墙书随《星期日泰晤士报》全英附赠独家海报。2017年11月,《直布罗陀大事记》亮相直布罗陀文学节,现场售出800余册。
其二,凭借外部合作,开发本土特色的定制产品。在坚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墙书并没有一味复制既有选题,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当地机构合作打造墙书产品。在美国市场,墙书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联手推出了自然、科学和历史三个主题的美国版本,还与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共同投入“史密森尼”品牌新产品线。随着美国市场逐步打开,“美国50大洲”系列已经排上日程。2018年2月,与林肯图书馆合作的《伊利诺斯州大事记》将于伊利诺斯州建立200周年之际率先推出。
落地开花:提供引进新思路,开发原创新品牌
2017年,墙书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苏少社”)和耕林童书馆引进中国,短短一个月内实现了4次加印,销量突破10万册。半年之中,墙书系列揽获10个重要奖项,11月26日获得2017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称号。
论及该书的引进缘由,首先,在于墙书系列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文明连绵不绝,其中的脉络与精神也一脉相承,国人所讲的“以史为鉴”大抵是同一个道理。墙书所具有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体系和检索功能,为孩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认知空间,使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自发探索事物之间、自我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关联,不断构建和拓展属于自己的知识网络。
其次,在于墙书所传递的思维模式。苏少社社长王泳波指出,自己这一代人大多通过小人书了解世界,尽管打下了一定的人文基础,但碎片化的形式与内容不利于培养和塑造综合性思维。墙书的出现,符合当今儿童对于童书大开本、多维度、表达复合式情感的要求,书中所包含的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的方式,将对孩子的思维模式产生深刻影响。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同样表示:“如同上路之前需要设置导航,对于整条路线形成完整概念,知识同样需要导航,我们要为孩子建立看待事物的全局观念。”
最后,是墙书中蕴含的文化对比。“我们不缺少优秀的历史学者,而是缺少另一种看待世界与中国的眼光。”敖德对此解释,截取墙书中的任意一段时间,都可以清晰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进程。只有了解到其他文明的发展情况,才可以从中找到优点、发现不足,进而涵养国家文化自信。
苏少社和耕林童书馆正在与劳埃德团队合作编写《中国通史》。对于打造中国原创墙书的初衷,王泳波借用费孝通的名言加以解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通史》将跨越文化、军事、科技、艺术、民俗、建筑等多个领域,赋予每个朝代独有的性格特性,力求书写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宏大叙事篇章。
编辑过程过半的《中国通史》主要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是在作者人选上,打破“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惯例,特别邀请知名书评人绿茶主笔,摆脱学科限制,提供全新视角。第二是在内容选择上,有意避开教科书、专门史所涉及的“常识”,以补充性甚至冲击性的内容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历史阅读体验。第三是在插图的呈现上,不是“为了插图而插图”,而是在保证色彩、构图等视觉效果的同时,注重还原人物服饰、园林建筑等真实历史细节。第四是在未来发展上,继“引进来”之后,墙书的中国原创作品还将“走出去”——《中国通史》将以英汉两种语言于中、英、美三国同步上市。
无论对于市场还是读者,墙书都代表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教育体系、认知方式和阅读模式。也许墙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编入童书通史的大事,而墙书成功的原因则可以援引2017年度“美国父母选择奖”的颁奖词来概括:在充满无尽续集和拙劣模仿的童书市场里,教育类图书的创新似乎更能彰显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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