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大国工匠辈出，推动科技创新亮点频频。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都在宋代有了升级。其中的印刷术，由雕版走向活字，对于文化传播的世界级意义不言而喻。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昇，在一千年前是个小人物，但却是影响千年的大人物。

  关于毕昇的记载很少。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活字印刷术的原理，其中两次提到毕昇：“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毕）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只言片语中，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毕昇是个平头百姓，生活在宋仁宗时期，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死后，沈括的子侄得到了他的活字板，作为传家宝收藏了起来。

  那么，毕昇从事什么职业？家世怎样？他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动机是什么？沈括又是通过怎样的机缘了解到毕昇的活字板的？

  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

  印刷术发明以前，手抄书籍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甚至发展成为名曰“佣书”的产业。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带动下，读书写字的权利和能力从贵族阶层向士阶层乃至平民阶层延伸，士阶层为了实现理想，在游学期间就开始抄书。两汉时期，世家大族深受经学思想熏陶，书香门第形成。他们有经济实力，对读书的渴求更强烈，单靠自己抄书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便乐意出钱雇人抄书，这种私家抄书的风气越发普遍。而抄书的弊端显而易见，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抄错。扭转“抄书”风气的，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

  雕版印刷，让书籍的复制速度大幅加快。元稹曾为《白氏长庆集》写序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到了北宋时期，雕版印书更是蔚然成风，数量惊人。

  不过，雕版印刷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印一本书，刻那么多板子，雕刻工人费眼费力，相当辛苦。一块板子，如果有一个字错了，或者要改动，那整个板子就作废了。如果一本书不再加印，全套板子也就作废了，没法重复利用，存放又占地方，造成巨大浪费。比如北宋初年刊刻的《大藏经》，一共五千多卷，一共刻了十三万块板子，花费十二年。

  活字印刷能在北宋应运而生，成全毕昇的历史定位，离不开“稽古右文”的社会大环境。宋太祖立志“宰相须用读书人”。宋太宗也曾说过：“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宋真宗写过《劝学诗》。宋仁宗更以文治著称，组织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诗词、古文和理学都有了长足进步。北宋历代皇帝主张尚文抑武，自然会带动朝野上下形成不学无术为耻的社会共识。

  北宋王朝从笼络知识分子、扩大统治基础考虑，大幅增录进士，年均录取量是唐代的十四倍。有研究表明，北宋官员的经济待遇相当于汉代的十倍，唐代的两倍多。这样的高收入，使他们有条件摆脱“稻粱谋”，专注于读书、写书与文化传播。北宋决策层还重视图书事业。大量收集散落民间的古籍，组建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开展图书管理和研究，尤其作为官办图书馆的崇文院，藏书多达八万多卷，学科覆盖面广泛。

  对于科技人才和科技发明，北宋决策层是欢迎的。冯纪生进献火药的制作方法，得到皇帝赏赐。高宣制造了八车船，得到官府的表扬。沈括业余研究天文历算，朝廷干脆调他去做提举司天监，专门负责观测天象、编纂历书，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种激励导向为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毕昇不知不觉站在了时代的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