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队伍】学校对这一工作很重视，1975年就从各系抽调人员，数力系、无线电系、中文系都派教员分别参加软硬件和字模制作，但抽调计算机教员十分困难。由于王选患病，我也经常病休，有关单位不相信我们能承担项目，不愿派人。直到1976年3月，会战组正式成立，由张龙翔任组长。在校党委黄辛白同志和校长周培源的关心下，队伍逐步充实。

  1977年8月，学校批准成立了“北京大学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还将旧图书馆(现为档案馆)一层作为科研用房。从此我们的工作走上正轨。1983年，研究室与计算中心等单位组成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1985年后计算中心等撤出，研究所中只有我们研究室，王选任所长。

  同时，在四机部“七四八工程”办公室的领导下，逐步落实了协作单位，包括：生产主机和王选设计的照排控制器的潍坊计算机厂、生产终端输入设备的无锡计算机厂、生产照排机的邮电部522厂、生产汉字输入键盘的天津红星厂等。第一用户新华社派技术人员参加软硬件设计，并承担了部分字模制作。至此开始了跨部门大协作。

  陈堃銶和王选在家中讨论技术问题，一起分享科研成功带来的喜悦

在困难中前行

  【反对声】许多人对我们的方案极不信任，印刷出版界尤为普遍，对于用数字化字模，有人说：“这是小助教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简直是天方夜谭！”直到1988年，还有公司向潜在用户和业内人士发了几百封信，说北大系统使中国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而至少落后了十年。因此，王选说：“我们在骂声中成长！”

  【引进风】有的人只主张引进，他们说：“是北大系统干扰了引进！”1979年引进英国蒙纳系统，由于该系统不完善及国家的干预，风波暂时得以平息。1984年，美、英、日等国的产品纷纷来中国进行展示，有人说：“外国公司展览之日，就是北大系统垮台之时！”随后有六家大报社和几十家出版社、印刷厂进口了国外系统，还有多家单位要求与国外合作。

  【人离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走向正轨，张世龙为组建计算机系召回计算技术教员；同时，国家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组织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这很有吸引力。我们这里工作条件差，调试工作琐碎而繁重，还不可能出去，因此人心浮动，逐渐有一批教员离去，王选的硬件组只剩两个教员。

  【调试难】1979年原理性样机开始连调，由于国产元器件很不可靠，调试时所有设备此起彼伏地出现故障，原定于1979年7月1日输出一张考验硬件的报版样张，直到27日才输出成功。调试由14万行汇编语言编写成的软件更加困难，没有显示器，用纸带输入，调试结果看不到汉字，打出的是字符的编码和坐标，分析后才能知道对错。最苦的还是硬件不可靠，主机、纸带输入、打印机和照排控制机故障率很高，往往费了半天劲，仍得不出结果，其艰难程度在今天难以想象。

  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讲述周总理当年惩治叛徒的小说《伍豪之剑》。周培源把书送给副总理方毅，并请他送给各位政治局委员。方毅同志于1980年10月20日在随书附上的我们的信上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建议予以支持，请邓副主席批示。”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10月25日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此时正逢改革开放，国家给了我们20万美金。于是1981年我们购买了国外的硬件设备，科研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患癌症】1981年进口了NOVA计算机作为主机，照排控制器等全部换代，组成新一代的Ⅱ型系统。我培训大家熟悉新机器，设计软件换代。正在此时我患了直肠癌，只得在交代完换代工作后住院治疗。幸而癌细胞没有扩散，但从此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

  【战战兢兢地试用Ⅱ型系统】1979年，王选开始设计Ⅱ型系统(名为“华光”)的照排控制器，用国外最新芯片替代国产组件，设计了世界首创的用普通纸出大样，增加了长春光机所的转镜式照排机。

  因为NOVA机与130机指令系统相同，软件改动不大，只需要为实用性做充分考验。我主持新系统联调，并设计一些复杂版面作实用性考验。手术后我身体虚弱，夏天在空调机房里待两小时，就会腹泻三四天。为保证每个字模正确，需要手工将错字的压缩信息还原，再在坐标纸上画出后查找原因，为此王选费了很多精力。

  1985年1月，系统交新华社使用，整页排出八开中文报纸——新华社内部旬报《前进报》和14万字的日刊《新华社新闻稿》。使用中照排机故障最多，抖动、漏光甚至不能工作，还有变字、丢字、缺字模，还因使用不当造成了事故，问题层出不穷，而随机性的变字更令人费解，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度过那年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