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文化产品特点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化创意研究院院长王强教授认为,从边际效用的角度看,文化产品消费有别于其他产品消费,这使文化产业的“抗寒”能力有别于其他产业。他说,在一般的物质产品消费中,普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文化产品消费则有特殊性,其边际效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出现递增的趋势。为此,王强做了形象的比喻:当一个人第一次看一本书时,或许不甚了了,第二次看时,理解比第一次深刻,有了一定收获;第三次看时,他可能把书的内容投射到自己的生活中,使这部书的效用不断增大。再如一首经典歌曲,人们反复吟唱,百听不厌;一部经典电影,人们观看几遍,仍然历久弥新,回味无穷。

        文化部——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江则注意到,在文化产品的成本结构中,物质资源所占比重小,产品生产的初始成本高,复制和流通成本较小,这就使得“文化产品收益能够依靠产业链、价值链的延伸实现最大利润,自然增强了文化产业在危机面前的自我保护”。

        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它即使面对危机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齐勇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相对于其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更加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一点在危机中弥足珍贵。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衰退,可以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契机,而文化产业理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王强说:“在经济下行环境中,文化产业与信息、旅游、体育等产业本就存在的边界模糊化趋势会更加明显”,这将使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进一步从受危机影响较大的产业向文化产业转移。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教授很看重文化产业在危机中所获得的“时间差”。“文化产业由于自身特点,受金融危机波及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影响滞后,这使其有了更多自我调整的时间。”在他看来,利用这一时间,文化产业应加快完善产业链,加快与信息和数字技术对接,从而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

        文化历来是人类缓解社会心理压力的重要手段。这其中,社会成员对文化产品的自觉消费扮演着重要角色。张颐武认为,在经济“寒冬”中,人们需要通过文化娱乐来缓解压力,需要通过对社会现实与生活方式的反思来调整心态,更需要通过文化艺术对未来的描述增加希望、增强信心,因而会比经济发展顺畅时,更主动地从精神文化中寻求慰藉获得安慰。“文化产品所能发挥出的‘疗伤’功效在这期间将更为明显。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信心增强的感受或许就出现在欣赏一场演出、观看一部电影之后。”由此他特别强调,在危机中,文化产品应该适时调整,使产品内涵与当下社会心理特征更趋吻合,也更加符合人们的心理接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