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

　　这一阶段，阅读情绪空前高涨，但随之逐渐出现禁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段几乎人人自觉地更新旧知、追求新知的时期，阅读出现“井喷”。这一阅读热潮，由以下两个方面因素促成：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在中国本土累计长达十年的战争。人们生活动荡，国内出版业凋零，国外读物进口无门，使得书籍奇缺；二是社会氛围的裹挟。这一时期的阅读，明显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如果说，起初人们追求新知的行为尚在自觉认同的范畴，那么随着针对知识界的一系列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对一系列知名学者和作家的点名批判，人们的思想随即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规定了，由此直接造成了阅读禁忌的产生和治学禁区的存在。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是在随后一个不长的时期内，读书界一度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气象，人们阅读、思考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这段时间，曾经被誉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季节。但是，这一态势由于1957年春的反“右”运动，以及知识分子重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中辍。

　　“文革”十年

　　这是一个几乎无书可读，但又暗流涌动的年代。

　　1966年8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消息，要求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要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宣布在1966年至1967年内要印行3500万部《毛泽东选集》的计划。一方面新书出版受阻，另一方面原有的旧书不断被化浆或焚毁。1966年开始的“破四旧”运动风靡全国以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沦为“毒草”。

　　以上所述的状况是那个年代的主流，但是在这无书可读、因书获罪的主流之下，还暗藏着一股鲜为人所提及的阅读潜流——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知青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股阅读潜流让人肃然起敬。无论世道如何，总有一批人，将阅读视为生命的必需。世道是别人的，朝为云，暮可为雨，但知识是自己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恢复高考后，正是这批没有丢开书本的知青们第一批圆了大学梦，改变了生命的轨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

　　这是开放的时代、改革的时代、思想解放的时代、百废待兴的年代，也可以称其为阅读的时代。阅读是那个时代最色彩斑斓的底色。长期被压抑的读书热情，终于在70年代末等到了宣泄的口子。那时候，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时候，书店尚未开门，门外已有绵延几百米的人龙；那时候，有人居然肯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换一套《基督山伯爵》，要知道当时的凤凰牌自行车，不亚于今天的名牌跑车；那时候，北京的女青年下班，自行车的篮筐里会放着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西红柿；那时候，公交车上中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凡此种种，俱可见那个时代的阅读风气。

　　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这样几件事，直接影响了80年代的阅读风气。首先是1977年恢复高考，不少昔日的知青成为大学生。那个时候，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为当时的大学生活打上了底色。继而是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当年，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计划每种均印行四五十万册，于当年5月1日按计划统一分配发行。这一“集中重印，全国统一发行”的出版行动，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发行史上都是破天荒的举措。这一重大文化新闻经媒体报道后，求知若渴的读者不约而同地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造就了一道排队买书的风景。紧接着的是，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第一期打头的文章题名为《读书无禁区》。今天，这句话是常识，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这篇文章不啻于平地惊雷，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