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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7 09:21:20.0 来源: &?B 责编:?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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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利玛窦一度非常关注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是为了印刷《圣经》以便传教,他对这项手工技艺赞叹不已:“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印一本中国书比一西方书的费用较低。中国人的办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木版常是完整的,何时想印就印;三四年后,也能随便修改;改一个字易如反掌,改几行字也不甚难,只需把木版加以裁接。”

  在利玛窦的时代,杭州的雕版印刷业达到了巅峰,吊诡的是,巅峰脚下即是悬崖,这项技艺似乎也已无路可走。尽管元朝时,王祯曾发明出转轮排字架和转轮排字法,将机械化引入印刷业,使印刷效率大大提高,然而,三百年过去了,印刷业的中心杭州和苏州,却一道漠视了这一成果,固执地恪守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

  中国人信仰双手胜过信仰机器。“子不语怪力乱神”,或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机器与怪力乱神竟有些许相仿,只有通过双手摩挲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可信的。而在技艺传承方面,中国人更热衷口口相传而不是记录在册,他们把技艺当成祖辈的隐秘而不是冰冷的数据。这种习惯使中国在面对现代化时始终忐忑不安。

  尽管作为技艺的雕版印刷已没有突破的余地,然而,作为商业的雕版印刷,却在明朝的杭州如日中天。印书作坊和书肆充斥在杭州城中,早已超出居民的需求。书商们转而开拓新的经营渠道,“扁舟轻棹,往来吴越”。通过水路,书船向北经大运河直入嘉兴、湖州以至苏州,向南穿越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直下宁波、绍兴,来自杭州的墨香一路铺满江南的水巷。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把城市商业的这种井喷之势,喻为“商业溢出了城市”,诚然,关于杭州的想象以更加凛冽的速度沿着河道向整个帝国蔓延。

  《湖录》描述了这出奇妙的场景:“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问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江南地区以这种诗意的方式串联起来,杭州城被赋予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财富大量积累之后,城市格局和风貌或许应该发生些大变动。然而,终明清两朝,杭州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升级。它固执地停泊在那些古老的城市意象里。

  杭州时钟的停摆,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城市建设的态度。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W.Mote)曾颇为迷惑地发问,为什么“从来没有一座大城,曾像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支配罗马各个时期的历史那样单独支配过中国的文明,也没有一座大城,像巴黎与伦敦代表英法两国文明那样单独代表国中国的文明”。在杭州,也是如此。

  明清两朝,杭州城内外变化最大的,或许只有天际线。为了安放那些不断刻印出来的善本图书,士绅们在私家园林之上,建造起大片的藏书楼,赵谷林、赵意林兄弟的小山堂,吴焯的瓶花斋,丁丙、丁申兄弟的八千卷楼,都名满天下。在《两浙藏书家史略》中,吴晗辑录了明清两代的藏书家,仅杭州籍的藏书家就有105位,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如果算上杭州腹地的藏书家,这个比例将更加惊人。

  然而,士绅们只希望在杭州安放园林和藏书楼,除此之外,对于这座城市似乎别无所求。或许这种心态正应了牟复礼的判断:“中国人从没有感到要创建一座能表达和体现他们的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杭州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乡村式的人性化的闲适,而放弃了城市的性格,毕竟,过于鲜明的城市性格势必将造成难以弥合的疏离感。

  四

  驻守杭州的外国税务司,每年提交海关报告给本国皇帝时,都写得气急败坏:“这一工业之发展比原先所盼望之目标低……杭州企业、实业界本身过于保守,对体制结构等总是抱残守缺也。”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这些海关报告的数据几乎都大同小异,新办的工厂极少,获利没有增长的空间,杭州的现代工业执拗地徘徊不前。

  一直被杭州引以为傲的雕版印刷术,更不例外。勤奋的传教士马士曼(JoshuaMarshman)和马礼逊(RobertMorrison)曾先后改良过中国的印刷术,然而,傲慢的中国人依然对此视而不见。

  1864年,左宗棠为了发展洋务,与西方人在海上争锋,制造过一艘小轮船。他无法把这艘轮船堂而皇之地开到公海上,就在西湖里做了个实验,“试之西湖,行驶不速”。然而,左宗棠也自然知道,枪炮与玫瑰,怎能安然相处?从此以后,杭州便又与近代工业化绝缘了。

  此后,西方的现代印刷技术渗透进中国,传教士们借助军队之利,运来大量新式的印刷器械,在上海、北京、广州、青岛、长沙、长春等地建立起现代印刷机构,然而,在这轮印刷业的重新洗牌中,杭州几乎是旁观者。

  直到1892年,杭州才建起第一家蒸汽石印厂,30多名雇工,守着一台神秘的小型发动机。这家工厂也没能在杭州城中引起轰动,书商们不相信它能和流传千年的雕版印刷一争高下。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书籍尤其是报刊尽管数量激增,然而,版面始终维持着简单粗糙的样式,并不在意色彩的多寡。

  然而,当石印的色彩从三色逐渐增加,直至清晰地呈现各种颜色,更为复杂的构图,当广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的街头,人们才意识到这座工厂的价值。石印直接颠覆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尽管起版的造价远高于雕版,但印数一旦增大,效率将成倍增加,成本则将成倍缩减。
  
  窘境在同时出现了,新式的印刷业一旦获得认同,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旧有的传统雕版印刷术就被弃如糟粕,直至濒临失传。杭州苦苦抵挡外来的洪水半个世纪,闸口一朝打开,却万劫不复。

  民国时的杭州,将印刷业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上海和北京,仍然有人可以依靠雕版印刷的书籍获利,却是几百年前的旧书。大家族的崩溃,使大量古老的善本藏书流失到市面上,王绶珊、朱遂翔就由收售旧书而成为富豪。然而,此时的书业繁华已是逝水余波。按照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的定义:“城市是时间的产物。城市是模型。人们的一生在这些模型中冷却和凝结,以艺术的方式赋予某些瞬间以永久的形体。”千年以降,技艺、人与城市,维系着这种微妙的关联。雕版印刷曾赋予杭州无数个璀璨的瞬间,只不过,那些显赫的往事都已冷却,那些伟大的名字也已凝固如同琥珀——固然,也惟有此刻,我们才能意识到那些逝去瞬间真正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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