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讯：2010年12月30日，注定将被历史铭记。这一天，新闻出版总署宣布，除先期已经完成转企的出版社和保留事业性质的公益性出版社外，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全面完成转企任务。至此，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内的全国所有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成为市场主体。中国出版业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的关键时刻，出版业率先完成转企改革任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为文化体制改革趟出了新路、做出了表率，而且为全国事业单位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三十年未有之巨变”

　　第一问：改革为何是必由之路?

　　2003年，中央确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5个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占据了21席。对中国出版业而言，这7年的改革历程可谓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改革，突破了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消除了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阻力，树立了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为21世纪中国走向出版大国、出版强国奠定了基础。

　　站在今天，回首当年，人们不禁要问：出版业为什么要改革?答案是：不改不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没发展。

　　无论是跑百米，还是跑马拉松，运动员们都尽可能减少衣物的重量，如果把运动员的手脚捆住，再绑上沙袋，任他本事再大，也别想跑出好成绩。要解放出版生产力，首先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束缚。

　　所谓体制机制的束缚，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就宏观而言，出版资源行政化配置，按地域行政分割，上级主管部门管得过多过死，甚至直接插手出版社的生产经营，大到人事调动，小至某个选题，都要层层审批。就微观而言，在出版社内部实行“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缺乏活力，人浮于事，编辑们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完全不了解。在一次年终总结会上，某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曾对编辑部门说：“你们不出书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原来编辑们接连出了好几本卖不掉的书，仓库里堆积如山。

　　这样的现实显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不相适应。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是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一家老社，曾经有过占据中国少儿出版物半壁江山的辉煌业绩，但进入90年代后，出版社的发展就渐渐慢了下来。“为什么慢了?”社长李学谦说，“我们总结，就是因为改革慢了。别人已经在引入市场机制上做了很大突破和努力，而我们还停留在过去的体制机制上，人员的观念也很老化。”

　　李学谦回忆，他2006年上任之初，曾有员工说，“团中央不会看着中少总社垮掉，一定会救我们的。”当时，中少总社的人员分为ABC三类。所谓A类，就是1998年之前入社的，是有事业编制的职工，享受福利分房;B类是1999年以后入社，有事业编制，但是没有福利分房;C类，就是所谓合同制人员。李学谦说，在生产经营一线的绝大多数都是C类人员，由于福利待遇不合理，所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人员分ABC三类，奖惩制度也很乱，我们自己也感觉到，不改的话好像也混不下去了。对我们来说，改革不仅仅是任务，也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开明出版社社长焦向英说，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出版业也曾经历了多次改革，但是这一次彻底从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这是30年来从没有过的巨变，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

　　“老社长的退休金没有我们多”

　　第二问：改革为何会顺利推进?

　　有一句话概括得好：“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能否照顾好改革对象的切身利益，将直接决定改革的成败。如果人心浮动，那么改制就不可能顺利平稳，发展就可能成为泡影。

　　说实话，从事业编制变成企业职工，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也有一个实际利益在里面。许多人担心，改制以后再也不能吃皇粮了，必须自己到市场上找饭吃，收入会不会减少?养老、医疗等福利会不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