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本鉴定之论述，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检验书中的“避讳”的处理。按《辞海》中〔讳〕字第三解为：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敢直称其名，谓之“避讳”。凡书中文字与宋代皇帝之名、字、号相同者必须回避，刻版时少刻一笔，称之谓缺笔。

　　例如元明两代罕见传本、亦未经翻刻之《长短经九卷》，其中玄、铉、朗、敬、竟、驚、弘、泓、殷、匡、恇、恒诸字皆缺笔，至此为止。宋真宗名赵恒，对宋代皇帝之名字、号之避讳以后即未续见。据此，故认为《长短经九卷》刻于宋真宗赵恒在位时，当能成立。

　　又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凡玄、弦、眩、朗、弘、殷、匡、筐、恒、贞、徵、树、譲、桓、完、觏、慎、敦、暾、廓诸字皆缺笔，故认为刻于南宋宁宗在位时。

　　《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为曾向宋神宗大力推荐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枢密直学士陈襄所撰，其四世族孙陈辉刻于江西，原有绍兴三十一年跋文。其避讳至“觏”字，故被认为与刻年相符。

　　还有一种情况，根据缺笔，仅推定刻书大致年代，而不作十分具体之结论。例如《胡先生春秋传三十卷》，为被学界尊称为武夷先生之胡安国所撰，发现避讳匡、恒、祯、贞、徵、桓、慎、敦字而缺笔，但其他线索亦较少，故其结论为“刊刻时间不早于光宗朝”。应该说，还是相当审慎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则因韵书之特殊，其遇讳字不用通常缺笔之法，而于小字中注明某字为“庙讳”，且规定何种读音当避，何种不避。

　　另一鉴定方法系从刻工入手，较多宋刻本附有刻工名录，这对鉴定工作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如陈彭年等所撰《广韵五卷》。“刻工有何昇、何澄、方至、方坚、宋琚、赵中、曹榮、吴椿……均为南宋中叶浙地良工。其中何昇、何澄等十七人见于庆元绍兴府刻本《春秋左传正义》，宋琚、赵中、吴志、刘昭四人见于嘉泰吕乔年刻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宋琚、刘昭二人见于庆元绍兴府刻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宋琚、刘昭二人见于嘉定庄夏刻本《东观余论》，知为宁宗时浙中所刻。”

　　《史记一百三十卷》一书，发现其刻工王全、王祐、王华、王泽等人曾参与刊刻绍兴建康府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后汉书》，遞修的后印本刻工中有孙春、凌宗、吴中、金祖等均为南宋中叶杭州地区知名刻工，于是定为宋本。至于又出现了元末明初的刻工任之敬、施泽之、羊青之等人姓名，乃原版残缺而于元末明初补刻部分，不能由此认定此书为元代末年版本。

　　然有时刻工姓名虽被发现，却仍对刊刻年代之确定起到的作用有限，《曹子建文集十卷》，刻工列名者有王彦明、刘世宁、徐仲、刘祖、陈朝俊、李安、于宗、叶材、鲍之先等九人之多，但由于此九人均未出现于其他宋刻本刻工名录中，所以无法用以作为佐证。仍需其他方面找到定为宋刻本之依据。

　　又有部分有明显的被挖的痕迹，被挖之处非正文，就其位置判断，乃刻工姓名。如未被挖，今进行鉴定时肯定可多一些佐证。

　　查阅避讳之缺笔，查阅刻工名录，势必将全书通读多遍，不遗不漏，凭多花工夫、耐心细心地做，时间如果充裕，当可办到。至于查考刻本的字体，那是对书法艺术的鉴别、欣赏水平决定的，难度相当大。虽然如此，《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的编撰者仍知难而上，令人钦敬。　　

　　《长短经九卷》之字体，被认为与日本所藏之宋版《孝经》、《姓解》、《通典》、《白氏六帖事类集》相仿佛，皆酷似欧阳询之《九成宫》与《皇甫延碑》，应是北宋所刻，而与南宋较流行之仿欧体《虞恭公碑》不同，且前者字形略长，后者字形较方也。此一论点，亦颇精辟。

　　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玉海·兵法类》之记载，宋孝宗曾将此书赠戚方、刘源等将领，定为南宋本，而以字体为南宋流行之仿欧体为旁证，也有一定分量。

　　施元之等人《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根据有关记载，系施元之同里人傅稚手书上版。此人系擅长欧阳询《九成宫》、《化度寺》两碑之书法家。当然亦能作为书刻于嘉定六年之旁证。

　　《曹子建文集十卷》被发现与嘉定十四年庐陵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字体如出一手”，对刊刻年代之确定亦有帮助。

　　而若干宋本为接近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字体，时代则在南宋后期。此一发现，也应重视。

　　鉴定宋本涉及许多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检验避讳、刻工、书法仅仅是三个方面，此外每一部宋本都有其专属相关的古籍要查考，例如作者、刊刻者的传记、年谱等等，以及作者、刊刻者的诗文集等等，如果范围再广一点，作者、刊刻者的故乡、或曾出任品级较高的地方官所在地的县志、府志乃至《江南通志》等书，亦有可能发现重要材料。

　　至于此一宋本与同名的抄本、其他宋本以及明刻本、清刻本之比较，更为此书一大亮点。　　

　　为将鉴定工作做精做细，编著者将此六十部宋本也尽可能地做了与上海图书馆馆藏以外的宋本、抄本以及明刊本、清刊本的比勘，其范围甚广，包括在首都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本，还包括日本内阁文库、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处海外所藏的宋本都在内。

　　现在将《艺文类聚》等多种宋本的比勘结果，择要作一介绍：

　　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图录》谓南宋初浙江严州刻本，“今为天壤间仅存孤帙”，其珍稀可知。此《艺文类聚》，乃唐代开国之初，武德年间所编撰一部内容极丰富之百科全书，先分列事类，然后按事类系有关诗文于其后。凡四十八部，子目达七百二十七，所引经、史、子、集一千三百四十余种。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说法“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这部宋刻严州本《艺文类聚》不知何故罕见流传，明代有六部刻本问世，仅嘉靖初年胡缵宗、陆采刻本于此严州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受到了重视。但“刊刻草本，脱误累累”。清代编纂《四库全书》，《艺文类聚》系采用明万历十五年（1587）王元贞刻本，“虽有校改，仍保留胡本部分讹误”。《图录》认为“诸本文字均错乱，或可据此本是正”。实际上对此宋刻严州本《艺文类聚》已作出最高评价。

　　黄伯思《东观余论》罕见流传，明代万历年间有李春熙刻本，但不知其底本。另有万历间秀水项氏本，则出自南宋之庄夏本。问题在项氏所见庄夏本已无庄夏之原跋。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袁氏五砚楼旧藏《东观余论》明抄本，庄夏原跋则并未缺脱。据此跋，乃知此一宋本乃“四明楼攻媿篇与温侯庄子李夏据众本参校而成”，虽为宋本中最晚出的一种，却最为精确而完整。根据此宋本，可以发现项氏本“汝诞劝忧”误作“汝诞欢忧”、“萧远淡雅”误作“萧远淡推”，“广顺癸丑季夏狂生摹”误作“广顺癸丑季夏狂生墓”等等一系列讹误，种种困惑，均可解决了。又此书嘉定三年楼钥所书序、跋均按手迹上版，尤见珍贵。《东观余论》曾经先后被编进了明代的《津逮秘书》、清代的《学津讨原》、《邵武徐氏丛书》等丛书，流传不可谓不广，然无法判明其多处讹误，非得知宋代楼钥之所以刊行此书之序跋不可，而这又非依靠这一宋刻本不可也。

　　葛立方《韵语阳秋二十卷》，为评论古代诗歌之专著， 故多真知卓见，均为作者钻研之独特心得，而无人云亦云之弊。作者所依据之古籍也大部分为写本、钞本或较早宋刻本，所以每与流传最广之版本不同，例如李商隐《无题》诗，传本皆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为灰泪始干”，此书则为“春蚕到死丝方歇，蜡烛成灰泪始干”。诸如此类，作校勘之用，也有其另一方面的价值。

　　李纲《梁谿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为南宋宁宗时福建地区刻本。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一百二十卷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之卷数与之同。然未见流传。现存季锡畴手校清抄本与徐时楝手校清抄本，均有多处讹误，有多处避讳误填别字，又如卷十三《画荔枝图》“好把陈紫作姚黄”，徐本误作“陈子”，季本误作“桃黄”；卷四十一《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遣帅出师，分屯傍近”，季本、徐本均脱“出师”二字，已觉稍欠妥帖；“如大王去邠而居岐”，季本误作“如天王法那而居岐”，则不知所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