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嵩山居士全集五十四卷》，为晁公遡撰，其门生刻本，现虽有常熟瞿氏旧藏彭元瑞所校之抄本传世，但抄本仍有较多讹误，如目录卷四十四《答甄以道一幅》，此“甄”为姓氏，抄本误作“瓶”，如卷五《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吟诗必二雅”，误“雅”为“推”；“乡党为叹息”误作“乡党为欢息”，如无此宋本，均将成为难以破解之谜。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一卷》系南宋力主北伐名臣张浚之子张栻所撰，鉴定为宋孝宗时浙江刻本。元明两代均无翻刻本。有清初抄本（陈揆稽瑞楼藏）以及陆心源藏“影写宋刊本”流传，彼此异文互见，如此书之“烛微消患”，陈本作“烛奸除害”，陆本作“烛照数计”，亦均可解释。但此书十三叶之“侍卫之臣不懈于内”，陈、陆二本均作“不解于内”，显然讹误。后面“亮屯祁山招鲜卑”陈本作“招译卑”，“规谏不用”，陈本作“视谏不用”，也都无法解读了。此外，《刘子十卷》与明代正统《道藏》本作了比勘，异文亦多，显系两种文本，难以评判优劣。《金石录三十卷》，为宋淳熙间龙舒斋刻本，因系残本，最初不知刊刻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古逸丛书三编》出版，所收《金石录三十卷》乃龙舒斋刻本，比勘之下，乃发现残本若干补缺字，增删文字、改字、误字、衍字与脱字。

　　通过宋本与各种抄本、刻本的比较，不仅仅进一步确认了宋刻的事实，同时对宋本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亦为有力论证。

　　《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之完成主要是建国后新一代版本学后起之秀的努力，而其成长则与前辈大师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等的培养不可分。另有一更为重要的因素，明清两代版本学家、藏书家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贡献，积累至为丰富经验。如离开此一个坚实的基础，此书亦难以完成。

　　编著实事求是地引证诸多前贤的论点，从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开始，明代、清代、近代、现代有关的本学专著均不无摘引。而对清代版本学大师黄丕烈之题跋最为重视，其《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之题跋二通，均按墨迹原件版图收入。此外《丁卯集》、《重彫足本鉴戒录十卷》，《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刘子十卷》、《侍郎葛公归愚集二十卷》、《梁谿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嘉祐集十五卷》等七部宋本亦均有黄丕烈题跋，亦均按墨迹原件制图收入，而《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所收题跋以黄丕烈居第一位，居第二者为顾广圻，则仅两部宋本之题跋。黄丕烈、顾广圻诸人题跋皆作为宋本的有力佐证才制图，编著者之重视程度自不待言。

　　此书对前贤有关宋本论述、处理上的疏漏皆一一指出，或予以补正，语气方面则相当冷静、客观，如《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编著者谓：

　　此本首冠《春秋二十国年表》，简记春秋二十国更替与大事。自周而下，依次为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许、小邾。或可补宋刻别本之未备，也可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著录漏略许国之失。

　　即是一例。又如《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因其纸背有“至元……”等字样，未能确认为宋本。编著者肯定“据此定为元刻本者不确”。《西畴居士春秋本例二十卷》，何焯曾谓通志堂本出自毛氏汲古阁旧钞，编著者强调通志堂本非宋本原来面貌，亦即否定了何焯之结论。诸如此类，等等。

　　宋本古籍是珍稀的国宝，研究的专家极为稀少，上海图书馆编著此书确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大贡献。拜读之时作了札记。是否能起到介绍或导读的作用，心中无把握。如能引起批评，确是抛砖引玉，乃我之愿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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