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纸片的版本鉴定
2011-06-05 09:55:54.0 来源:东方早报 责编:Victoria
- 摘要:
- 雕版印书即使残损得只剩一张纸片,只要上面有字,就可提供鉴定、研究版本的信息。运用眼力观察、对比,是版本鉴定的首要方法。
【CPP114】讯:雕版印书即使残损得只剩一张纸片,只要上面有字,就可提供鉴定、研究版本的信息。运用眼力观察、对比,是版本鉴定的首要方法。
下层为罗振玉刻本;中层为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层为灵武残片。两侧对比之字取自南京图书馆馆藏明刻本。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从一片纸中看什么?
对与古书正渐行渐远的现代读者来说,面对古籍目录中常见的“明刻本”、“清刻本”等版本描述,难免会心生疑惑。很多书并没有明确的版本信息,鉴定者是怎样确定它们的年代的?今年3月20日《东方早报》发表的高山杉先生《西北所出宋僧行靖与净源著述残本考》,比定出《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林世田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年12月)中两张佛典残片的内容为《肇论中吴集解》(下文简称“肇解”)。从版本学角度看,《释录》编者对此残片版本的认定,可用作一个范例,说明古籍版本鉴定的方法和功用。
虽然鉴定者面对的书总是千差万别,但此“肇解”的鉴定条件仍苛刻到极点:只有两片残纸,大的还不足一叶的五分之一;不知书名、作者,也没有任何版刻、刷印信息,如“刊记”、“印记”之类。在此情况下编者将其定为“明刻本”,理由何在?编者没有说明,我们不妨试作推测。
《释录》中著录的汉文文献,是从国图馆藏西夏佛经的封面裱纸中揭取的,封藏年代一致。其中编号xixdi11jian5.06-3-2的残片,内容为《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般若心经序》,显然刻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之后。这对其他文献断代会有帮助,但并不足以直接给出结论,正像一家图书馆开办于2000年,不能说馆里的书都出版于二十一世纪一样。
对出版信息不明的古书,鉴定版本的方法尽管存在以何为主的争论,但仍不外文字考证和直接观察书本特征二途。灵武残叶没有任何有助于判断版本的文字内容,考证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对版面直接观察即俗称的“观风望气”来尝试解决问题。按照黄永年先生的经验,观察主要“看字体、看版式、看纸张”,“肇解”只余残片,整体版式不明,纸张又被裱糊过,因此以笔者的经验推测,国图学者将其定为明刻本,大约主要因其字体符合明代版刻的时代风格和特征。
以字体来判断雕版的年代、地区乃至出版者,有其客观依据。雕版书上的字,是写版人手写上去的。每个人写字都不同,书法的时代风貌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印刷字体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早期特别是宋代雕版中,不同地区的书法风貌也差别明显。每种风格延续若干年,在此期间刻印出的字就会具有共同特点。就像如今的报纸标题若使用电脑字库中的启功字体,读者不用看日期也知道出版于近几年,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字体。在这方面,古今一概,并无玄虚。
如果对“肇解”残叶的研究到此为止,人们可能对其版本将信将疑,毕竟不能高估一张纸片的说服力。但高文考出书名,给人们验证鉴定结论并作更深入研究提供了机会。
下层为罗振玉刻本;中层为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层为灵武残片。两侧对比之字取自南京图书馆馆藏明刻本。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从一片纸中看什么?
对与古书正渐行渐远的现代读者来说,面对古籍目录中常见的“明刻本”、“清刻本”等版本描述,难免会心生疑惑。很多书并没有明确的版本信息,鉴定者是怎样确定它们的年代的?今年3月20日《东方早报》发表的高山杉先生《西北所出宋僧行靖与净源著述残本考》,比定出《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林世田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年12月)中两张佛典残片的内容为《肇论中吴集解》(下文简称“肇解”)。从版本学角度看,《释录》编者对此残片版本的认定,可用作一个范例,说明古籍版本鉴定的方法和功用。
虽然鉴定者面对的书总是千差万别,但此“肇解”的鉴定条件仍苛刻到极点:只有两片残纸,大的还不足一叶的五分之一;不知书名、作者,也没有任何版刻、刷印信息,如“刊记”、“印记”之类。在此情况下编者将其定为“明刻本”,理由何在?编者没有说明,我们不妨试作推测。
《释录》中著录的汉文文献,是从国图馆藏西夏佛经的封面裱纸中揭取的,封藏年代一致。其中编号xixdi11jian5.06-3-2的残片,内容为《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般若心经序》,显然刻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之后。这对其他文献断代会有帮助,但并不足以直接给出结论,正像一家图书馆开办于2000年,不能说馆里的书都出版于二十一世纪一样。
对出版信息不明的古书,鉴定版本的方法尽管存在以何为主的争论,但仍不外文字考证和直接观察书本特征二途。灵武残叶没有任何有助于判断版本的文字内容,考证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对版面直接观察即俗称的“观风望气”来尝试解决问题。按照黄永年先生的经验,观察主要“看字体、看版式、看纸张”,“肇解”只余残片,整体版式不明,纸张又被裱糊过,因此以笔者的经验推测,国图学者将其定为明刻本,大约主要因其字体符合明代版刻的时代风格和特征。
以字体来判断雕版的年代、地区乃至出版者,有其客观依据。雕版书上的字,是写版人手写上去的。每个人写字都不同,书法的时代风貌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印刷字体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早期特别是宋代雕版中,不同地区的书法风貌也差别明显。每种风格延续若干年,在此期间刻印出的字就会具有共同特点。就像如今的报纸标题若使用电脑字库中的启功字体,读者不用看日期也知道出版于近几年,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字体。在这方面,古今一概,并无玄虚。
如果对“肇解”残叶的研究到此为止,人们可能对其版本将信将疑,毕竟不能高估一张纸片的说服力。但高文考出书名,给人们验证鉴定结论并作更深入研究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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