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红色经典”与商业爱国主义
2011-07-04 10:06:25.0 来源：华商报 责编：王岑
- 摘要：
- 近日，国内知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伟的新作《忠诚与背叛》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图书尚在印刷车间印制，国内媒体便给予了大尺度的新闻关注。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重构了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素材，“直实的红岩”因而成为媒体对该书进行叙事的焦点。透过这个文化焦点，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红色经典热”在这个时代的魅影。
【CPP114】讯：近日，国内知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伟的新作《忠诚与背叛》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图书尚在印刷车间印制，国内媒体便给予了大尺度的新闻关注。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重构了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素材，“直实的红岩”因而成为媒体对该书进行叙事的焦点。透过这个文化焦点，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红色经典热”在这个时代的魅影。
商业语境中的“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的称谓最初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种后文革时代的话语，它起初只是用来指代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九十年代以后，这一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扩张，泛化推广到用于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因此，广义上的红色经典包括了建国前的解放区文艺、建国后的“十七年文艺”（1949-1966）和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
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红色经典”在特定时期成为中国人的“绝对文艺”。八十年代之后，在摇滚乐和“新时期文学”的颠覆下，“红色经典”开始退烧。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红色经典”与“商业话语”相互排斥，是“红色经典”在中国市场社会中退出“绝对文艺”地位的结构性因素。然而吊诡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中国市场社会中开始出现复兴迹象。进入零年代（2000-2010）以后，这种复兴呈蓬勃态势。仅从2002到2004两年间，就有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
但是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的商业语境下，最初意义上的“红色经典”已时过境迁。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和文化遗产，它只有被纳入消费与再生产的社会程序中，才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再次隆重登场。我们不妨将“红色经典”所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段称为“后红色经典”时代。“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红色”已成一种记忆，不可能是一种现实。我们也不可能活在“红色经典”时代，充其量只能用“红色经典”的记忆遗产来修饰我们的现实。与这种历史变迁相对应的是，“红色”的象征意义也发生了从“革命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转变。
“后红色经典”的商业技法
商业与爱国主义的情投意合正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核心秘密。2009年，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批“后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扎堆式上映，前所未有地显示了商业爱国主义的巨大能量。《建国大业》在内地上演三天半，其票房便已冲破亿元。《建国大业》的大口吸金引发了全民的货币尖叫，也刺激了导演韩三平的神经。于是，《建国伟业》如法炮制，同样获得了成功。
媒体人士普遍认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大获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超常规模的明星阵容，两部电影均有一百七十多位一线华人明星华丽登场，从而制造了“史上最牛献礼大片”的噱头；二是在影片中全面导入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技法，从而开启了中国爱国主义影片的新时代。以上两点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包含关系：打造超常明星阵容往往也是好莱坞技法的一部分。这样，焦点就在于：好莱坞技法是如何制造出一部惊艳大众的爱国主义电影的？
传统的爱国主义电影，共享着如下一些特征：谨慎的叙事、严肃的说教和单向度的价值表述。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在坚守传统爱国主义电影的主旋律的同时，大大突破了传统技法，在“观赏性”和“故事性”上下了大工夫。如周恩来发火、遇到敌机轰炸酣然大睡等细节，都不是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表现风格；再加上华丽的明星阵容和震撼的声光电效果，从而集成了一部成功商业大片的基本要素。
“主旋律+好莱坞技法”开启了中国爱国主义电影的新纪元。媒体人士说得好，《建国大业》“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非同凡响的一笔”。这并不是偏颇的判断。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它们票房业绩预示着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电影运作模式在中国试验成功了。我称这样的爱国主义为“商业爱国主义”——一种由当代货币哲学主导的爱国主义。
商业语境中的“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的称谓最初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种后文革时代的话语，它起初只是用来指代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九十年代以后，这一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扩张，泛化推广到用于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因此，广义上的红色经典包括了建国前的解放区文艺、建国后的“十七年文艺”（1949-1966）和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
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红色经典”在特定时期成为中国人的“绝对文艺”。八十年代之后，在摇滚乐和“新时期文学”的颠覆下，“红色经典”开始退烧。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红色经典”与“商业话语”相互排斥，是“红色经典”在中国市场社会中退出“绝对文艺”地位的结构性因素。然而吊诡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中国市场社会中开始出现复兴迹象。进入零年代（2000-2010）以后，这种复兴呈蓬勃态势。仅从2002到2004两年间，就有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
但是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的商业语境下，最初意义上的“红色经典”已时过境迁。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和文化遗产，它只有被纳入消费与再生产的社会程序中，才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再次隆重登场。我们不妨将“红色经典”所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段称为“后红色经典”时代。“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红色”已成一种记忆，不可能是一种现实。我们也不可能活在“红色经典”时代，充其量只能用“红色经典”的记忆遗产来修饰我们的现实。与这种历史变迁相对应的是，“红色”的象征意义也发生了从“革命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转变。
“后红色经典”的商业技法
商业与爱国主义的情投意合正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核心秘密。2009年，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批“后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扎堆式上映，前所未有地显示了商业爱国主义的巨大能量。《建国大业》在内地上演三天半，其票房便已冲破亿元。《建国大业》的大口吸金引发了全民的货币尖叫，也刺激了导演韩三平的神经。于是，《建国伟业》如法炮制，同样获得了成功。
媒体人士普遍认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大获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超常规模的明星阵容，两部电影均有一百七十多位一线华人明星华丽登场，从而制造了“史上最牛献礼大片”的噱头；二是在影片中全面导入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技法，从而开启了中国爱国主义影片的新时代。以上两点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包含关系：打造超常明星阵容往往也是好莱坞技法的一部分。这样，焦点就在于：好莱坞技法是如何制造出一部惊艳大众的爱国主义电影的？
传统的爱国主义电影，共享着如下一些特征：谨慎的叙事、严肃的说教和单向度的价值表述。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在坚守传统爱国主义电影的主旋律的同时，大大突破了传统技法，在“观赏性”和“故事性”上下了大工夫。如周恩来发火、遇到敌机轰炸酣然大睡等细节，都不是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表现风格；再加上华丽的明星阵容和震撼的声光电效果，从而集成了一部成功商业大片的基本要素。
“主旋律+好莱坞技法”开启了中国爱国主义电影的新纪元。媒体人士说得好，《建国大业》“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非同凡响的一笔”。这并不是偏颇的判断。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它们票房业绩预示着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电影运作模式在中国试验成功了。我称这样的爱国主义为“商业爱国主义”——一种由当代货币哲学主导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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