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老人撰写《印刷工业史》
2011-07-05 00:00:00.0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责编：陈伊超
- 摘要：
- 2011年6月23日，笔者在上海衡山路见到了92岁的万启盈老人。尽管有些耳背，但老人嗓音宏亮，精神矍铄，谈起自己在延安时期的经历滔滔不绝。“要向先进长者和新人学习”的他，希望给后代留下一部《印刷工业史》，上卷已经写完。老人坚持手写，有时一天伏案七八个小时，着实令人钦佩。
【CPP114】讯：2011年6月23日，笔者在上海衡山路见到了92岁的万启盈老人。尽管有些耳背，但老人嗓音宏亮，精神矍铄，谈起自己在延安时期的经历滔滔不绝。“要向先进长者和新人学习”的他，希望给后代留下一部《印刷工业史》，上卷已经写完。老人坚持手写，有时一天伏案七八个小时，着实令人钦佩。
媒体：您是怎样走上印刷道路的?
万启盈：1936年，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毕业于成舍我创立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我是想做“无冕之王”的，到延安后，要求进抗大继续学习，但负责同志知道我学过印刷后，直接把我分到了中央印刷厂。进厂时间可能比刘明晚几个月。此后，陆续有工人从上海、西安等地赶过来。
当时，除了勤杂工属于雇工，包括校对等在内的所有印刷厂工人都是中组部安排的，少数是党员，连徒弟都是干部编制，每月三五块工资。刘明是铸字纸型车间的负责人。离开北京昌华印刷局后，他在阎锡山的印刷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得知八路军在临汾设立了办事处，找到组织，来到延安。
媒体：延安时期，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万启盈：组织上让我做工会工作。当时鲁艺还没成立，印刷厂比较稳定，文娱活动容易开展起来。刘明在延安时出名就是因为拉一手好京胡，因腿伤截肢，他在厂里做师傅，不上工。很多工人下了工，就去听他唱京戏。时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来成为新中国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和后来成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小梁衡都喜欢京剧，还一起上台表演过。因京剧结缘，刘明后来和北平过来的一位在“野台子”上唱过戏的女人成了家。
早期领导人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领导们很少带警卫出门，很多大领导的窑洞，掀开帘子就可以进去聊天。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到工厂参观，没通知任何人，自己跑到纸型房东张西望，当时刘明正在手工锉字，蔡文龙不认识朱德，大手一摆：出去出去。朱德一声不吭地出去了，找来厂长祝志澄再次进来，说，我就想来看看。大家都乐了。博古不做党的负责人后，在《解放日报》当了一段时间的社长，每天都看大样;副总编艾思奇每天都到排字房来校对。那时候领导没什么架子，和群众关系很好。现在的领导要学习延安时的优良作风，首先要把架子放下。
媒体：从小参加革命，后来做了一辈子和印刷有关的事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万启盈：1954年，我就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是周恩来总理签的任命状。1957年，因为在如何接管、改造上海文化单位的问题上和文化部领导意见不一致，我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成为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新闻出版局局长，直接发配到工厂。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家散了，官没了，挣钱少了，脑子里依然没有负担。可以说，开除党籍的20年，是我最出成绩的20年，很多事情都是那时候做的。现在老了，想做事很不容易，效率低了。有些事情需要年轻人抓紧做，趁一些老同志还在，“抢救”一些珍贵资料出来。
回过头来看，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不夸耀自己的成绩，踏踏实实在本职岗位上做工作。前面提到的刘明，解放后在新华印刷厂工作，一辈子都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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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启盈：1936年，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毕业于成舍我创立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我是想做“无冕之王”的，到延安后，要求进抗大继续学习，但负责同志知道我学过印刷后，直接把我分到了中央印刷厂。进厂时间可能比刘明晚几个月。此后，陆续有工人从上海、西安等地赶过来。
当时，除了勤杂工属于雇工，包括校对等在内的所有印刷厂工人都是中组部安排的，少数是党员，连徒弟都是干部编制，每月三五块工资。刘明是铸字纸型车间的负责人。离开北京昌华印刷局后，他在阎锡山的印刷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得知八路军在临汾设立了办事处，找到组织，来到延安。
媒体：延安时期，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万启盈：组织上让我做工会工作。当时鲁艺还没成立，印刷厂比较稳定，文娱活动容易开展起来。刘明在延安时出名就是因为拉一手好京胡，因腿伤截肢，他在厂里做师傅，不上工。很多工人下了工，就去听他唱京戏。时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来成为新中国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和后来成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小梁衡都喜欢京剧，还一起上台表演过。因京剧结缘，刘明后来和北平过来的一位在“野台子”上唱过戏的女人成了家。
早期领导人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领导们很少带警卫出门，很多大领导的窑洞，掀开帘子就可以进去聊天。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到工厂参观，没通知任何人，自己跑到纸型房东张西望，当时刘明正在手工锉字，蔡文龙不认识朱德，大手一摆：出去出去。朱德一声不吭地出去了，找来厂长祝志澄再次进来，说，我就想来看看。大家都乐了。博古不做党的负责人后，在《解放日报》当了一段时间的社长，每天都看大样;副总编艾思奇每天都到排字房来校对。那时候领导没什么架子，和群众关系很好。现在的领导要学习延安时的优良作风，首先要把架子放下。
媒体：从小参加革命，后来做了一辈子和印刷有关的事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万启盈：1954年，我就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是周恩来总理签的任命状。1957年，因为在如何接管、改造上海文化单位的问题上和文化部领导意见不一致，我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成为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新闻出版局局长，直接发配到工厂。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家散了，官没了，挣钱少了，脑子里依然没有负担。可以说，开除党籍的20年，是我最出成绩的20年，很多事情都是那时候做的。现在老了，想做事很不容易，效率低了。有些事情需要年轻人抓紧做，趁一些老同志还在，“抢救”一些珍贵资料出来。
回过头来看，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不夸耀自己的成绩，踏踏实实在本职岗位上做工作。前面提到的刘明，解放后在新华印刷厂工作，一辈子都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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