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立的广陵古籍刻印社，有60多个人。虽然人少，但印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像《西厢记》、《四明丛书》、《适园丛书》这些书，当时都有出版。不过，由于当时人都想学一些现代的东西，加上学的都是简化字，古书也看不懂，所以这些书的销售并不是太好。回来刻印社就计划刻《毛泽东选集》，打样子都打了十几种，文件也都批下来了。
　　
　　批下来以后我们集中精力来做这个《毛泽东选集》，才刚开始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中，雕版印刷属于“四旧”的东西，所以广陵古籍刻印社又停业了，之后又是十多年没法做了。
　　
　　我是十四岁那年，1960年左右开始在高旻寺做学徒。在去高旻寺前，我在家里还学了一年多，基本的东西都掌握才去的。当时在高旻寺，十几岁的学徒就两个人，我是刻版的，另一个是写字的。最后也就我们两个保存下来了，其他的人都没保存下来。除了我们之外，当时广陵古籍刻印社的职工大多是做雕版的老人了，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多岁。
　　
　　那时候，广陵古籍刻印社属于国家单位，没有关系根本进不来。我之所以能进来，还是因为一个经理和我父亲说，你家是祖传的，就让你儿子进来吧。除了我父亲之外，还有七八个老人的手艺都还不错。我做学徒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很喜欢我，把我当自己的小孩看，相当喜欢。所以我谁都可以学，谁都可以说。所以我的进步也就比较快，大概学了一年就开始在厂里自己完成任务了。
　　
　　南都：当时做学徒的话最开始学的是什么呢？
　　
　　陈义时：先是练手，握刀的时候手必须稳，另外刻木头的深浅要把握好。练好这些之后就开始刻一些简单的字了，都是师傅一笔一笔地教。这种简单的雕刻，大概要练个大半年。
　　
　　我当学徒的时候，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我现在还记得一件事，当时我父亲在高旻寺是车间主任，所有雕版都要经过他手。有一次老师傅刻一个版子来了，我也在那个地方刻，刻了以后老师傅就拿给我父亲看，他一看那版子里有一个线条没有做好，一来火，就把版子一摔，那版子正好从我头顶上飞过去了。后来那个老师傅又来高旻寺，就把我刻的字看了一遍，他事后就和人说，“陈正春儿子刻的东西，跟我差不多啊。”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还坐在一边刻字，但我父亲就火起来，走过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父亲一直告诫我们，这是祖传手艺，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比别人还要高，比别人好，你要是刻得不好就在丢他的脸。
　　
　　南都：整个雕版行业后来衰落，你父亲心情应该是非常抑郁？
　　
　　陈义时：他心情不是很好。但是这也是时代原因，日本人打来了，谁也没有办法，是必然的趋势。但自己失业，就难免有些失落感了，毕竟之前办了那么大的一个作坊，没几年就倒闭了。最后到高旻寺，又有事做，也很开心。但到“文革”的时候，高旻寺又全部关了。
　　
　　我们在“文革”中倒也没受到什么冲击，回乡下种地去了。不过放在高旻寺的版子被烧掉了不少。当时在高旻寺有一个全国最大的藏经楼，里面放的都是老版子，最后都被烧掉了。“文革”的损失还是非常大的。不过幸运的是，当时北京一个记者到了扬州，了解到红卫兵是要把所有版子都烧掉、毁掉。他回去之后就在《人民日报》内参上把这件事情登了出来。周总理一看，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要保留，于是特地打电话到江苏省，要他们赶快把这些版保留起来。周总理过问之后，国家才又开始比较重视，相当于把这些版子秘密地保护下来了。
　　
　　经过“文革”之后，刻印社的人员又减少了不少。过去这些刻字的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了，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有的老人也不在了，所以人员是越来越少了。到1978年左右恢复刻印社的时候，他们把我父亲又请回来，当时也就只有五六个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