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看这些手卷，就会发现手卷空白处略有发红，那是胶水经过千年的时间洗礼的结果。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整张手卷，并不是一张纸，而是粘在一起的一张张纸条。敦煌手卷较之之前的竹简、木简，就是把竹条、木条换成了纸条，把绳子换成了胶水。
　　
　　原来那时候的书写要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彼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还看不到半点萌芽，雕版印刷术虽已产生，但它又贵又费事。在敦煌遗书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手写卷而非印刷品。更何况我们到现在也没发明毛笔字的涂改液，万一一笔写错，而作为经书又力求美观整洁，那可怎么办？没问题，只要换张纸条就可以了。这种制作方式既方便工人分工抄写，又方便校刊。
　　
　　但这些都不是解读正反面的技术关键。关键的因素在于一项我们至今无法破解的技术——乌丝栏。
　　
　　敦煌手卷上的纸条是画有乌丝栏的，这种乌丝栏绝非毛笔所画，因为它很细，笔直，而且上下粗细绝无变化，究竟这是一种什么原料，用的是何种工具，今人已经很难复原了。黄征教授推测可能是一种金属或石头打制的薄片所画。在艺兰斋的双面手抄卷上，乌丝栏位于《释肇序》的一面，便是《释肇序》的正面了。然后我们翻开《稻竿经》一面，会发现上面有涂改，也就明白涂改出现的原因了。那是因为当时手卷已经成形，没法重新换张纸条了。
　　
　　纸张循环利用的急先锋
　　
　　根据《释肇断序抄义》的题记，《释肇序》这一面写于唐大历二年，也就是公元767年。这是当时崇福寺的沙门体清在资圣寺传经时汇集众家对经文做的注释。
　　
　　那么《大乘稻竿经疏一卷》又是写于哪一年呢？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大乘稻竿经疏一卷》是敦煌地区的著名僧人法成讲解佛法时，他的弟子所做的笔记。虽然艺兰斋所藏《大乘稻竿经疏一卷》(又名《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尾部残损，但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的题记显示，这份笔记是吐蕃统治敦煌地区的一个兔年，法成在永康寺讲法的记录。
　　
　　从公元786年到848年，敦煌属于吐蕃的势力范围。大约公元833年前后，法成来到敦煌地区讲法，根据兔年的线索推断，有可能是公元835年或者是847年。公元835年离767年也已经有68年了，想来，拥有《释肇断序抄义》的体清，也许已经作古，不再需要这份手卷了，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它辗转到了永康寺沙门手中，手卷的空白反面成了一份课堂笔记。
　　
　　鉴于艺兰斋所藏《稻竿经》字迹较潦草，偶有涂改，这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课堂笔记的原件，这也是这份手卷第二次被利用的最早时间了。68年之久，可见当时纸张的耐久与金贵。
　　
　　岁月久远，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稻竿经》被抄录到这份手卷的具体年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份手卷循环利用的纪录是远超我们现代人的想象的。
　　
　　史料记载，五代末期，敦煌三界寺有一位叫道真的僧人。他在重建三界寺藏经的过程中，发起了一个修补古坏经卷的活动。不但修补自己寺里的经卷，信众手里的经卷他也义务修补。但是当时三界寺里并没有那么多白纸，所以道真就号召信徒捐纸。战乱年代，社会并不富裕，但人们循环使用纸张的理念贯彻得却极为彻底，于是大量只使用过一面的纸被送到了三界寺中，有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等。而且当时在敦煌寺庙之间藏经也存在着一种互通有无的流通关系。
　　
　　三界寺的僧人们是否是从信徒或其他寺庙里得到这份经卷并重新加以利用的呢？虽然敦煌藏经洞的形成原因目前在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藏经洞与三界寺有着莫大的关系，是三界寺的图书馆，或者是三界寺的僧人封存废弃经卷和文档的地方。
　　
　　那么艺兰斋所藏的这份双面写经卷是否能够在五代末期仍被循环利用呢？从《释肇序》写上去的公元767年到道真生活的年代，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对此黄征教授表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造纸工艺跟现在有很大区别，那时候的纸全部由纯植物纤维构成，没有经过化学药品的处理，在敦煌的气候条件下保存近200年再次使用，是可能的。现在经过千年的时光，这些经卷摸起来依然十分柔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