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古典主义和构成主义依然是书籍设计的两大重要方式，前者多见于文学等门类书籍中，后者多见于艺术类书籍和青少年读物。而在书籍形式方面，总体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是大量的平装本、普及本的流通；其二则是书籍向艺术化、收藏品化发展，比如日本有很多非常名贵作为“室内摆设品”的豪华本。
　　
　　近年来，中国书籍设计和国外交流越来越频繁，不过“中外设计依然有阶段性差异”。“我们大约处于欧洲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六七十年代，韩国的八九十年代。最终会越来越相近。”书籍设计师刘晓翔在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他同时补充说，“这种相近不是没有个性，（而是）一定会带有自己的母语文化特点。”
　　
　　在关注欧美书籍设计发展的同时，许多中国书籍设计师同样关注东洋邻邦日本的动静。“我们和日本有大致相同的文字系统。日本使东方文化最早纳入世界体系，从中我们也看到东方文化的可能性。”刘晓翔表示，“我们可以从日本学习。既有汉字的美，也有西方文化的逻辑和秩序。”　　
　　
　　从传统中寻找灵感
　　
　　“我喜欢东方的书，比较含蓄的。”当被问及喜欢的设计类型时，吕敬人如是告诉《艺术评论》，他补充说，东方并不等于复古，“我的东西里头，有很多现代的感受。”
　　
　　如何将中式的传统和西式的现代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所有书籍设计者，乃至所有创造者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现代书籍都是西式印刷和装订方式的产物。而事实上，中国的书籍在此之前同样有悠久的历史。从广义的书籍而言，书籍的材质在纸张被发明和应用之前，经历了绳子、竹木、兽皮、陶、土、石、甲骨等材质的不断变迁。其中，以竹木为材料的简策书在书籍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据文献记载，简策书的使用时间大约从殷商时期起，直到东晋末年才逐渐被纸张书代替，对我国书籍形制影响巨大。与书籍有关的字“籍”、“篇”、“册”、“尺牍”、“书札”、“书卷”、“汗青”等词源都与简策书有关。另外，随着丝织技术的发展，体积小、分量轻，方便加绘插图的帛书同样很受欢迎，只是丝帛材料珍贵，难以普及。
　　
　　书籍材质的历史首先向世人表明纸张并非永恒的文字载体，其次，当今设计师也常常会愿意借鉴传统，探索书籍设计的可能性。
　　
　　“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这些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形式，直到今天还是设计师的灵感源泉。”河北设计师张志伟表示，“（注入）新的书籍内容，结合新的印装材料和工艺，古老形式历久弥新。”江苏设计师周晨设计了不少江南文化类的图书，他非常注重对于传统文化元素、相关设计符号的运用，在设计《泰州城脉》时，他多次前往当地，并在泰州望海楼找到了书中重要的设计符号——古城地图和老城砖。
　　
　　中国古代书籍设计追求“雅致”，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应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孙庆增所倡导的是指书籍设计中不能片面追求形式的华美，更重要的是书籍应有文化的书香之气。
　　
　　近年来，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国书籍设计师不断尝试将对于传统审美的理解融入当代书籍设计之中，甚至于从水墨画的审美旨趣中寻找灵感。
　　
　　“墨分五色”是水墨画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意将墨破分为多层次的浓淡不同的黑色。书籍设计师任四四认为，在书籍设计中，色彩固然重要，但色彩并不意味着运用五颜六色，“学会运用黑色的表达语言，设计语言更具个性，同时也是提升书籍设计格调的重要手段。”
　　
　　“我们一些图书设计的民族化元素往往表现得喧哗而肤浅，”袁银昌认为，在从民族、传统中寻找养料的同时，设计师也应当避免一些误区，“我们不能仅仅把民族元素作为一种装饰去随意拼贴。怎样把民族元素融入这样的表现，我想除了设计师自身的素养功力外，对民族文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