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根据书媒体的特性最好地发挥优点？”乌塔·施耐德相信，在媒体不断细分，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传统纸质书完全可以发掘其媒体特性而获得新生，“有人摈弃网络下载而选择购买图书，就是特别珍视书本持握在手的感觉。于是读者对设计、装帧与质量的要求较以往更为苛刻。”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书籍设计”逐渐成为一个关键词。时至今日，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年度书籍装帧展览都会选评出当年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或许是最受国际关注的一个奖项。每年，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最美的书”将在这里角逐全球桂冠。在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也已举办十个年头，11月15、16日，来自全球的30位书籍设计名家参与了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论坛结束后，最新一期“中国最美的书”名单火热出炉。而在不久后的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也将在深圳举行。
　　
　　“有了电子阅读的参照物，书更能找准自己的定位。”书籍设计师刘晓翔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小众化和艺术化是纸质书未来的发展方向，“书是一个柔性的雕塑，随着翻动，改变的是时间、空间。”
　　
　　“也许它们会被取代，但一定有特定种类的书籍会留存下来。”加拿大Feed工作室的设计师阿努克·佩内尔（Anouk Pennel）告诉《艺术评论》，他希望书籍设计能给予读者更多欢乐，“你可以呈现一些阅读器不能呈现的有趣东西。”
　　
　　这并不是图书出版业最好的时代，图书设计师们却似乎正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在这个新媒体横冲直撞的时代，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迎接数字化的挑战，捍卫纸质书的地位，也为书籍开辟出新的境界。
　　
　　他们的尝试正是对于施耐德问题的应答，或许不是唯一的、最终的，但依然是值得为之努力的。　　
　　
　　“书籍设计”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相继传入我国，书籍设计的实践始终与其相伴相生。上世纪20年代，鲁迅身体力行将现代彩色图案应用于封面设计。《呐喊》的书籍设计就是他亲手完成的。封面上用红色做底色，在黑色的长方形中有反阴的书名，暗含“在铁屋中呐喊”的寓意，大面积的红色象征着革命的烈火，反映出鲁迅洗练的文笔，静雅的风格。
　　
　　而今的设计师将鲁迅视为中国书籍设计的先行者与奠基人。书籍内容和其视觉效果的完美融合同样是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书籍设计是“一系列完整的系统工程”，当代中国的书籍设计家吕敬人认为，“设计者应与编著者、出版人、责任编辑、印艺者、发行者，在选题策划落实的过程中共同探讨文本传达的阅读形态。”
　　
　　吕敬人提出“书籍设计”应当包含装帧设计、编排设计和编辑设计三个层次，这被许多当代的书籍设计师引用和转述。在吕敬人看来，人们对于书籍设计的传统理解仅限于装帧设计，大部分书的设计确实也仅限于此：“如哲学、文学这一类以文字为主体性传达的书，或受时间或成本制约的书，有时出版社只提出做书衣的委托，那装帧设计的层次就够了。”另一方面，编辑设计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一本书稿全方位提出编辑设计的思路，并对全书的视觉化阅读架构进行全方位的设计思想的介入”。这意味着，书籍设计并不仅仅是给书一张书皮，更需要赋予书籍一种个性化的视觉形式，甚至可能影响到出版社对该书的定位。这是对行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反思，鼓励设计师从全局角度去考虑问题。
　　
　　于是，每一个参加书籍设计展览、竞赛的图书不再是一两幅直截了当的平面形象，在很多设计师眼中，它们类似于一种雕塑、建筑、舞美的艺术，它们的背后往往还有思考与探讨、妥协与坚持的故事。
　　
　　吕敬人常常喜欢举出《怀珠雅集》的例子，当初出版社打算推出一本介绍藏书票的画册，但是吕敬人意识到，现在人们对于藏书票了解甚少，正好可以借这样的机会全方位展现藏书票的底蕴内涵。他重新组织了编辑班子，挑选人文学者写下与藏书票的缘分，做成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图书。因为成本上升，书籍价格翻了一倍，却依然卖得脱销，成为人们愿意珍藏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