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一本医学类的工具书，张志奇却对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封面先是将一张纸向内折叠，在纸张不同的折面上，模切出位置一致但形态不一的切片组织图形。将封面粘上后，彼此层叠展现出形似一层层组织切片的三维空间。最后，我大胆放弃了在封面上印刷书名，多留一份想象空间给读者。”
　　
　　最终的效果是，不光封面别出心裁，连内文中大量的医学图片都仿佛有了艺术气息。不过，设计师的这份苦心却并不为书籍作者所理解，当编辑将印制完成的书籍交到作者手中时，作者非常不满意，“要求撕掉现在的封面并替换一个铜版纸覆光膜的封面。无奈之下只得把提供给作者的小部分图书换成他要的样子。”
　　
　　吕敬人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他对自己所设计的一套关于茶文化的书非常满意，一次特意去上海书城购买，遍寻不着，最后售货员帮其在角落柜子里翻到了这套书，递给他时，还嘟哝了一句，“这本书，还有人买啊。”让他颇为郁闷，甚至感叹：一本精心设计的图书居然因为封面过于朴素而遭到冷遇，大众审美亟须提高。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不少“中国最美的书”获得者身上。有些书因为文字量过少、封面文字过小、成本过高等问题，遭到读者不理解，甚至有读者感叹：简直就是浪费纸张。而每年获奖书籍，除了一些少量发行的艺术类书籍以外，也有《嘉那·道丹松曲帕旺及嘉那嘛呢文化概论》这类专业性颇强的书籍。有些书甚至在上海图书馆也查询不到，更不要说出现在普通读者视野内。
　　
　　或许，与其说“中国最美的书”是影响书籍设计的革新，毋宁说它依然是圈子内的一种实验，离真正广大的读者依然遥远。与此同时的另一个问题，是“冲奖书”以外的其他大部分书籍依然存在粗制滥造的现象。
　　
　　“我们每年出版约15万种新书，但我们只重视少数‘尖子书’、得奖书，绝大部分流通中的图书设计平平，”祝君波感叹，“这和国际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资深书籍设计师袁银昌的想法与其不谋而合：“纵观国内的书籍设计，如果把它比作一座金字塔，塔尖部分已经有了些许光辉，但塔基部分则良莠不齐。”他举出一个多年前亲身见到的例子，自己在作家朋友家遇到他一脸痛苦地撕去自己新作的封面，“但见此封面艳俗不堪，一如当时所谓地摊书。朋友说，‘我撕后换上一张白纸，手写一条书名即可。’”
　　
　　事实上，很多书籍设计师依然在体制内生存，供职于各大出版机构，他们也许每年都需要完成数百本图书的相关设计工作。供职于江苏科技出版社的赵清坦陈，他们美编室有4个人，每年要设计近1000个封面。而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余，来自各方面的不解和压力更是他们发挥创意、创新的主要阻力。
　　
　　来自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刘运来坦陈，作为基层美编，自己只能在繁重工作、指派任务之余，每年做两三个自己的想做的设计，不是朋友的书，就是小学生的书，只有在这类书上，才有可能发挥创意。
　　
　　“如果我们倒退十年，可能还没有书籍设计，只有装帧设计。所以书籍设计在理念上已经越来越和国际上书籍潮流合拍。”刘晓翔告诉《艺术评论》，“在设计已经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大家自然会感受到设计的价值。在它依然被怀疑的环境下，设计师的生存也面临压力。”
　　
　　“一般人不知道书籍设计有多么重要，”乌塔说，“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大家明白书籍设计看不见的部分。”
　　
　　或许这正是“最美的书”这类书籍设计奖项所需要做的事情，为书籍设计树立标杆，也让人们明白设计的重要性。
　　
　　市场、体制对于设计的认同或许依然是困扰设计师最大的问题，然而，设计师在不断主张设计重要性的同时，也需要时刻保持警醒。因为设计毕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表达而已，更需要面对大众。当设计师开始尝试以整体的视角审视图书的设计出版，他们也需要更深厚的内涵来武装自己，否则，只能落得“最自负而愚蠢的设计”。
　　
　　“书籍设计都是为阅读书籍和领会书籍内容服务的。”乌塔·施奈德相信，“设计者虽然要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构思来确定书籍的外观，但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使书籍看起来更美观，而是为了使内容的传达更准确。”
　　
　　最美的书，不一定就能成为最好的书。书籍的未来不仅仅是设计的问题和审美的问题，同样关乎社会、思想、体制和系统。面对书籍的未来，或许设计师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他们也许只能提供纸质书的一种可能性，但参差多态的表述，彼此宽容的态度，更是社会幸福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