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政策调整产生巨大溢出效应

  历经了2013年美国“财政悬崖”和“债务上限”僵局，全球对美国退出QE（量化宽松）预期强烈，有研究机构预测2014年美国会把当前850亿美元的QE额度削减完毕，这可能将使市场流动性相对减少，导致长期利率升幅扩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造成跨国资本流动异常，冲击国际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而美联储为冲抵全球紧张而推出“零利率前瞻指引”政策的替代效应尚不明晰，国际金融、商品和房地产市场流动性供求格局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元区尽管通过政策行动减少了主要风险并稳定了金融形势，但仍未完全走出衰退，2013年负增长0.4%，部分成员国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外围经济体增长受制于信用瓶颈，高失业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调结构任务仍然严峻。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倍经济学虽令其2013年经济增速攀升至2%，出口增长，物价结束负增长，但短期效应却已开始缩减，若不能充分落实财政和经济结构改革，可能导致再度通缩，银行持有债务增加，金融稳定面临显着风险，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各国去杠杆化程度冷热不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主要经济体在家庭、企业、金融业和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都作出诸多努力，然而各自进展却很不均衡。美国私人部门走出危机阴影，家庭去杠杆化接近完成，企业、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已经大幅改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已从2009财年10.1%的二战后峰值降至2013财年的4.1%。欧元区近年来连续出台的系列严厉财政紧缩措施遏止了财政赤字上升势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更是连续两次将主要政策利率（再融资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目前的0.25%，打破了“主权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的传播链条。但发达国家这种持续的财政整顿会削弱其消费和投资需求，对发展中国家经历杠杆刺激后调转方向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新兴经济体的去杠杆化之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才刚踏上征途。

  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新“联盟潮”

  2013年1月1日，欧盟“财政契约”正式生效，欧洲财政联盟迈出重要一步。11月，欧盟央行就“单一清算机制”发表声明，提出当欧央行全面履行监管职责时建成该机制，并且覆盖范围将包括机制成员国的全部信贷机构。2013年10月，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和瑞士六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决定将其“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至长期协议，实现货币互换协议常态化，继续作为“审慎流动性支持”，以防止全球金融紧缩。这些超级经济联盟的出现，构建了新的垄断性、选择性、排他性的自我保护堤坝，隐隐形成新的货币政策“俱乐部”，将使国际货币秩序发生重要改变。这同时可能也意味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以美元主导、黄金非货币化、浮动汇率、货币无序竞争、全球金融危机救助机制无序等为主要特点的牙买加体系开始被修正，在金融合作问题上大西洋两岸局部性地达成了妥协，国际货币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正朝着“大西洋体系”演变。进入该体系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受到流动性支持，以及国际资本评估的“危机底线溢价”，而无缘该网络的全球其他经济体，货币汇率、金融市场等可能都将暴露在QE退出风险之中。美国或将借此货币互换网络，扮演国际货币体系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区域贸易安排盛行

  2013年国际贸易状况依然不太乐观，特别是发达国家进口萎缩，拖累了全球贸易增长。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5%，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1.5%，进口萎缩0.1%。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失衡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产业链变化对国际贸易测算与国家贸易政策制定造成冲击，国际权力格局及产业链变化等对于国际贸易政策的及时调整提出了挑战。繁多冗长的国际多边贸易谈判所造成的无效率令一些主要经济体开始“掉头转向”，竞相组织排他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国家统计局研究表明，2008年以来，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为代表的“东线”，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为代表的“西线”和以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为代表的“中枢”。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形成，以GDP占全球份额衡量，前述三个区域贸易安排将分别高达40%、50%和65%，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巨大。作为应对，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已经启动，尽管WTO对“后巴厘”时代和“早期收获”协议的讨论还在努力证明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各国贸易政策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