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增速不再死守7.5%，增长目标更具弹性

  明年经济增速目标下调是大概率事件。2013年不具备的下调条件目前已比较充分。

  一是经济下行已有共识，保7.5%难度加大。历史上中央曾在1998和2011年两次下调增长目标，均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被动降速”。2013年底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目标不会下调，核心逻辑就是当时房地产还处于上行周期，经济还在高位，“主动降速”可能性不大。今年情况完全不同，房地产持续低迷，经济一直在7.5%之下运行，全年可能在7.3-7.4%，下调目标顺理成章。

  二是2015年的政策腾挪空间明显缩小。即便定向宽松也会对“总量”产生扩张效应，而总量的扩张存在天花板。内部看，债务压力有增无减，猪周期下通胀仍有隐忧，外部看，美联储启动加息，人民币汇率承压，这些内外约束直接压缩了明年政策宽松的空间。

  三是中央政策思路正在逐步适应“新常态”，其核心就是认清经济增速换挡的现实，容忍结构调整的阵痛，杜绝大规模刺激，以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至于明年目标是“7%”、“7.2%”、“7.3%”还是“7-7.5%”，需要等到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能确认。目前来看，可能性较大的是定一个区间目标“7-7.5%”，这也符合李总理反覆强调的区间管理和弹性目标的思路。

  2、美联储加息为美元升值推波助澜，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波进入高潮

  2015年美联储将启动加息，但具体时点不会像此前市场预期的那么早，最可能在年中左右。因为在当前通胀预期稳定、金融风险无虞的情况下，美联储没有动力过早退出，而且过早退出带来的强势美元也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但不管怎样，加息周期早晚要来，而美联储加息必然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加快复苏，这将导致国际资本加速从新兴市场回流以美国为主的中心国家，全球资产市场将随之重新洗牌：美元将延续2008年以来的大升值周期，大宗商品将趋势性走弱，新兴市场等风险资产将继续价值重估。

  美元升值、新兴市场重估的核心逻辑有两点：首先，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等发达国家启动再平衡，其核心是去杠杆，提高储蓄率，结果是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收窄，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对发达市场的顺差将大幅收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趋势性减弱。其次，危机后美国依靠制度、技术等核心竞争力优势率先内生性复苏，经济前景相对乐观。反过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失去外需引擎之后，又饱受国内人口老龄化、资源瓶颈等顽疾的束缚，经济增长前景堪忧，这种基本面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最终将造成美元和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势大分岔。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远未终结。我们可以把危机的传导划分为三波：第一波是发轫于中心国家(美国)私人部门的银行业危机，第二波是发轫于次中心国家(欧猪五国)公共部门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从2013年伯南克首次释放QE退出信号以来，金融危机第三波已经在外围国家(新兴市场)的对外部门拉开序幕，2015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启动，金融危机第三波将逐渐进入高潮。

  3、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依法治国加强机制化反腐。

  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不断打破“惯例”和“禁区”。十八大之前5年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共32人，而十八大以后已经有5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军委前副主席、政协副主席等。平均每个月查处两人以上，力度之大，有目共睹。

  2015年反腐的力度或有增无减，相关的三公消费将继续承压。从长期看，反腐将配合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否则，今天倒下一个老虎，明天可能有更多的老虎反扑。要想解除后顾之忧别无他法，只能继续改革、继续反腐，从人治走向真正的法治，让法律成为“打虎者”永远的保护伞，让“大老虎”无处可逃。正如王岐山就任中纪委书记之初所说：“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未来反腐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中央都会尽力避免“运动式反腐”，倾向采用“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才是反腐治本的根本出路，不依法限权、依法问责、依法治贪，前期成果很难获得制度保障，“运动式反腐”只能带来旧病复发，甚至报复性反弹。纪检监察系统在十八大后地位凸显，权力扩大，四中全会之后，依法治国或有新突破，纪委的类垂直管理体制有望加快推进，这有助于给反腐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