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方案出炉。其中，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将目前在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的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等一系列政策显示，以“减税”来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特别是技术研发活力的宏观政策导向不变。据测算，上述多项措施综合落地后，预计全年将再为企业减轻税负600多亿元。

  这已是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重磅减税措施。此前，3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即在出口环节退增值税之外，建立留抵退税制度。

  应当说，这轮减税是对全球发达国家竞争性减税的一个回应。此前，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税改方案得到美国企业广泛欢迎，被视为美国再振兴的一个重大契机。为此，多国均迅速根据本国利益和需要,对自身税收政策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当然，除了因势而变之外，中国本轮减税也符合自身变革的方向和进度。实际上，中国减税的步伐从未停歇。根据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介绍，过去5年我国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而早在特朗普税改方案公布前夕，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推出6大减税举措。因此，近两轮的减税政策升级，可谓是此前一系列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减税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影响。应当看到，这轮减税的一个鲜明信号是关注实体，制造业而且是高端制造业得到了重点关注。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是中国乃至全球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战略选择。那么，这个政策大礼包的受益者——制造业，是否能借此迎来发展之春呢？

  客观来看，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可谓处在 “危”与“机”并存的关键阶段。

  所谓“危”，有国际的压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发达经济体纷纷重新重视制造业，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将制造业视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和向发展中国家的“分流”已经开始。工信部在《中国制造2025》解读文件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低成本优势快速递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

  更有国内的诸多挑战。过去25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从1990年占全球3%飞速攀升至目前的近四分之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但是，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技术、理念、市场、制度、人才等多个层面的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升级、环保问题待完成，又有产能过剩淘汰、地方债压力、金融系统风险等多个具体、紧迫的问题待协调，后两者虽与制造业看似较远，但实则关乎投资动力和可持续问题，再加上系统性改革并举带来的短期压力，都构成了制造业面临的内忧外困。

  当然，更多的还是机会。

  首先，政策红利在中国带来的合力效应是巨大的。对于中国而言，肇起于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是实施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而本轮减税则是一系列实践和政策中的一步，是当前高端制造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利好之一。一系列的转型政策、融资便利，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市场拓展，是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之一。

  其次，中国市场环境在倒逼制造业升级。目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首位。根据统计局数据， 2018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8%，继续保持第一驱动力的作用。然而，现阶段的消费早已脱离了“必需品”的层面。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正在激发市场变革。购买力的提升带来了购买标准的提升。伴随着消费需求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将瞄准细分市场，而非简单的以量取胜。如此，传统的规模优势路线在某些领域已经失效，而客观上要求创新。

  再次，开放市场环境中激烈的竞争鼓励制造业升级。伴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乃至中国服务将面临全方位的市场竞争，在这种全球化的竞争中，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保护主义”来维持企业的竞争力。

  当前，与减税政策同步推进的多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国际国内环境对制造业升级提出了要求，同时也释放着正向激励。制造业之春能否到来，取决于各方合力，包括政府机构、制造业企业等各主体均应该审视自己的角色。中国制造的强国之路不仅需要政府的驱动，也需要企业、研发机构等主体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