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将古代的书籍生产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这样的分类凸显了出资者，却模糊了刻书铺在技术层面上的重大作用，以至我们对刻工组织形式之一刻书铺的作用显得认识不足。

  其实从出资者的角度来说，不如就分为官家和私家两类更为合理。官家、私家提供书稿和编校工作，并付费给刻书铺，由刻书铺制作并提供成品，这是古代刻书业逐步成熟和最为典型的制作方式。不光私家通过付费的方式购买刻书铺及工匠的劳动成果，官家印书主要也是通过付费的方式，购买刻书铺及工匠的劳动成果。如果要说和私家有区别的话，就是部分官家可以征用工匠劳役来替代刻印费用。这样来表述刻书铺和官私家刻印书籍的关系更加清楚：私家也好，官家也罢，一般不会常年豢养一批工匠用于印书；顶多是在有了某个出书项目后，召集工匠到家中或官府中工作一段时期，项目完成后，工匠拿钱走人（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官府在印制纸币时，会集中工匠在指定地点工作，如“宝钞局”）。

  古代印刷业最为常见的业态是，无论官私，只要有出书需要，去找刻书铺或者刻工组织的召集人，就项目谈项目，谈成就开工，项目结束，银货两讫，关系也就结束。

  刻书铺自从出现之日起，为了应对社会印书的需求和获得较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通过提高技术，提高刻印效率，降低成本等方法，适应和满足刻书的需要，也才能通过刻印书籍和印刷品取得的利润来维持生存。因此，只有刻书铺对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费用的新生产方式会充满兴趣。

  雕版印刷如此，活字印刷也是如此。

  活字印刷术就是在雕版印刷术完全成熟，书籍制度完全定型，刻书铺中的佼佼者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针对雕版印刷存在的弱点发明的一项技术。

  受发明思路限制，活字印刷和雕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发明思路是将活字通过排列、固定，再组装成类似于雕版版片形状，用于印刷。

  活字印刷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被人们了解。这种一次投入可以反复使用的印刷术，理论上优点很多，比如排版速度快，一次投入理论上可以无限次使用等，比较雕版刻板周期长、耗费木材多、保存版片浪费空间和钱物等种种弊病，听起来确实是个好方法。

  宋元时期的文献中有周必大、杨古、王祯等使用泥、木、金属等各种材质制作活字以及不同固版技术的记载。毕昇使用的是铁范、泥字、药泥固版；周必大使用的铜版泥字；杨古使用的是泥活字；王祯使用的是木活字、竹片加木屑填充固版；王祯介绍说还有“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清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等各种活字印刷术。现存的西夏活字印本则证明活字印刷术能成功印书。虽说这段时期对活字印刷有兴趣者人数不多，成功的印刷品也极少存世，我们很难直观地看到早期活字印刷物的全貌。但通过文献可以了解先民们不断摸索，试图完善活字印刷术的过程。

  随着明政府对出版物的审批制度逐步松弛，出版物逐步增加，伴随出版物的增加，阅读者也会增加，而阅读者的增加，又反过来需要有更加大量的出版物来满足。从明弘治年间起，出版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情形。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适应图书市场变化，部分刻书铺选用了活字印刷。原因是活字排版速度快，远远高于雕版，一个排版工每天可以排2版书，熟练后可以排到6版以上，甚至更多。和雕版相比，提高生产效率10倍以上。

  史实也是如此。以明弘治年为界，在此前，活字印刷虽一直在使用，但断续时间长，使用者并不多，所印书籍品种偏少，存世实物极为少见。弘治年后，活字印刷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标志有以下几点：一、从传世的古籍看，以无锡华燧会通馆在弘治间使用活字为最早。加上苏州金兰馆，仅弘治十多年排印的活字本就有10余种1000余卷，远远超过自北宋毕昇发明以来400多年排印活字本的总和；二、正德嘉靖至明末，无锡苏州南京以及福建浙江多地成功用活字排印书籍，品种丰富，数量超过100种；三、明清两代刻书铺制作的各种材质制作的活字质量、数量大大提高，成功刷印了更多的书籍，逐渐成为雕版印刷的重要补充。其中的精品（如明活字本《石湖居士集》《小字录》、清活字印本《唐眉山诗集》《后山居士诗》等）不输雕版。

  在活字印刷术的推进过程中，古代刻书铺发挥了绝对主力的作用。可以说，印刷史上任何进步都离不开刻书铺对印刷技术的精益求精及其对技术的创新。

  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除了西夏活字（可能是西夏政府主持制作并用于印书），清代内府两次制作活字（印制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律吕正义》和木活字本《聚珍版丛书》等书），以及少数几家如清代林春祺、翟金生私人制作的活字以外，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始终是刻书铺在使用，在坚持。这种连续不断的制作和使用活字的最大动力，应该就源于刻书铺为了降低印刷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的追求。

  刻书铺制作活字用于印刷，明清皆有例证，只不过清代较明显而明代有些隐晦。比如清代聚珍堂活字印本《红楼梦》，大家就没有异议地认为是刻书铺的作品。更为典型的是活字印本家谱，大家都知道活字不是谱主家族制作，而是由谱匠制作（也应该视为小型刻字铺）排印。对于明代从无锡华氏会通馆开始，到金兰馆、碧云馆、念初堂、崧斋、丽泽堂，包括私家贾詠、徐兆稷、桑大协的活字印刷，学界则大都对活字来源语焉不详，体会各家语意，认为各家是用自己制作活字占绝大多数。

  实际恐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