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韩国选择活字印刷为主要印刷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韩国的图书市场比不上中国巨大，对书籍要求品种多数量少。活字印刷正好适应这种需要；再如韩国资源匮乏也是原因之一。雕版印刷由于消耗的木版多，书版刻印后需要大量的地方存放，相对于活字印刷是对资源的浪费；版片还不易保存，年代稍长会干裂或霉变，虫咬鼠啮也会造成残损，再次印刷时往往需要修版补版。相比较而言，在活字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只要解决工匠的温饱及生存问题，他们就能安心从事这项工作。只要熟悉活字的摆放位置，他们排版还字的速度远远快于雕版。一旦有需要，可以快速排版印刷。相比雕版印刷，印多部书能省时省力省钱。尤其是韩国选用的铜活字（或者其他金属活字），耐印性极好，保存时间长，将活字印刷一次投入可以反复使用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

  总之，韩国选择用活字作为主流印刷方式，还能总结出许多原因。但比起官府重视和用制度强制文人参与这两条最主要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

  中韩两国活字印刷的发展虽有先有后，展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式以及改进技术细节的差异。在长期的印刷实践中，韩国的统治者经过比较，对雕版和活字印刷客观存在的利弊认识充分，采用了和中国不同的“以活字印刷为主，辅以雕版印刷”的发展方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非常符合韩国国情，也因此获得成功。

  对中韩活字技术有无联系的看法

  ——活字印刷技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可以独立产生、发展

  文献记载韩国官方于1403年下令制作金属活字（癸未字），比中国无锡华安两家使用金属活字的弘治年间大约早一百年。中国和韩国活字究竟存在何种联系？不少学者就两国人员来往关系做细致研究，将华氏使用的活字和韩国的金属活字“癸未字”进行比较，至今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结果。

  韩国使用金属活字早于明代的中国，是按照毕昇、王祯发明的方法试验的结果。韩国学者金宗直在韩国活字印本《白氏文集跋》中所述“活板之法始于沈括，而盛于杨惟中，天下古今书籍无可不印，其利博矣”；徐有榘在《镂版考》中所述“活版之式，始见沈括《笔谈》，而东书最多用其法”等等，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据笔者研究，无锡、苏州以及其他地区的活字印本也都是刻书铺主和工匠依照《梦溪笔谈》《农书》介绍的活字印刷原理，各自实验的结果，互相间也未见联系。

  中韩两国的工匠采用了相同原理，虽技术细节存在差别，但设计活字、版盘，存取活字，排版校对的方法，直至完成印刷，都大同小异。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原理而言，中韩工匠各自所做的改进和补充是必要的，也是活字印刷技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

  细心比较两国的活字印刷技术细节（活字制作的方式、固版技术的演变、字体的选择、版盘的制作方式等）有同有异，差异是两国工匠不同文化背景、工艺素养所造成的。韩国和中国的活字印刷术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相对于毕昇发明使用的活字印刷原理而言，中韩两国工匠所有对活字印刷技术进行的改进都是细枝末节。

  以中国的活字印刷为例。不同地区活字排印技术之间未见联系，技术优劣和时间前后没有关系，和地区工匠技术水平高低则关系较大。

  无锡华氏会通馆活字印本在前，苏州金兰馆活字印本在后，前后相差约10年。两地虽相距极近，看印本实物，查文献记载，都找不到苏州的活字制作受无锡影响的依据。明弘治年间无锡苏州地区的刻书铺都开始了活字印刷的试验。其深层次的原因只能是，弘治年间的明代社会，出现了对印刷物大量需求的趋势，传统的雕版印刷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各地刻书铺为了生存和发展，纷纷实验看来既省钱又省事的活字印刷方法。详见上文。从可以明确辨识产地的活字印本来看，明代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往往是刻书业发达地区。最早的活字本都产自无锡、苏州、南京、建阳（芝城）等地就是明证。

  我们虽不确切地知道苏州的活字印刷开始于弘治具体哪年，但是从弘治末年的《西菴集》《小字录》来看，这些活字印本的字体写刻、字丁制作、排版技术、着墨技术、版盘制作以及整体的印刷效果，都超过时间稍前的华燧大多数活字印本，这不是受无锡活字的影响造成的，而原因只能是苏州工匠的水平较高。时间稍后（正德年间）无锡地区华坚兰雪堂的活字印本并没有苏州的精致就说明了这一点。

  苏州历来是刻书名区，尤其明代中期精品迭出，只要是有依据可考的苏州活字印本，印刷技术一般都较好。同样，明代刻书中心的建业（今南京）排印的活字印本《开元天宝遗事》，也显得技高一筹。反面的例证是，时间晚于无锡苏州十多年的正德十二年浙江庆元县教谕韩袭芳排印的《诸葛孔明心书》，字体写刻、排列着墨等技术远远不如苏州和无锡的活字印本。由于庆元县不是雕版印刷名区，又偏于浙江一隅，从《诸葛孔明心书》的版式字体及排印技术看，就显得比较原始和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