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活字印刷发展方向不同的原因

  ——政府和文人是否介入和参与

  在古代中国主流印刷方式是雕版，活字只是处于辅助地位。据徐忆农女史研究，活字印本和雕版印本之比不足1∶167，她还进一步说“实际上，活字印本在中国古代书籍中占的比例，应该比上述计算结果还要更少一些”。

  分析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的印刷术的原因，学者有很多研究成果。如有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生活的需求，藏书的风气，自身的技术因素”进行了各方面探讨，不可谓不完备。但是，这些研究有意无意地多半是和西方新型活字印刷术做比较。古代朝鲜（指朝鲜半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中国相似，文字完全相同，按理说，使用和发展活字的环境和中国更为类似，为何活字印刷在朝鲜就成为主要印刷方式，而在中国却“发展缓慢”，始终不能成为主要印刷方式呢？

  通过关注韩国（也指古代朝鲜半岛地区。因为曹炯镇先生所撰《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有中文版，笔者下文引文多出曹氏著作，故下文用韩国指代古代朝鲜半岛地区）活字印刷史，笔者认为，韩国将活字印刷作为主要印刷方式，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政府行为主导了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方向。

  韩国政府在切实比较雕版和活字印刷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后，确立了以活字印刷作为主要的印刷方式的指导思想“太宗肇造铸字所，铸大字时，廷臣皆因难成，太宗强令推之。”。韩国政府在筹备活字印刷开始之初，就建立完整的活字印刷组织，从制作活字开始，到完成印刷，由官方组织工匠完成。并根据韩国国情，重视实验，先后尝试了木活字、铜活字，又试验比较了多种固版方式，不断改进完善技术，每隔数年还重新变换字体制作活字（韩国在二百多年间先后制作了二十多套字体不同的活字）。反复实验，反复改进，将活字印刷投入小，可以重复使用的优越性较好地发挥出来。另外，政府还制定了活字印刷的相关规程，在生产和校对等各个环节，采用有效的奖惩措施，通过不断完善和提高活字印刷技术，提高了活字本的质量。尤其是韩国的最高统治者经年不变的长久关注活字印刷（韩国统治者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朝代虽经递换，其使用活字印刷作为主流印刷手段的方向始终未变，统治者关心活字印刷的兴趣未变），就活字印刷的技术问题若干次发表具体意见，强行推行活字印刷，对韩国活字印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在活字印刷实验和推行过程中，官方基本没有介入。有人以明代藩府排印的《栾城集》《辩惑编》为例，说是官府也介入了活字印刷，并说那是藩府印本。上文已述，这两种书只是藩府出资由活字制作单位（刻书铺）代为排印的。合理的解释是，两家刻书铺制作的活字和排印质量藩府能够接受，加上排印价格可能比雕版更加便宜，是两家藩府的偶然选择而已。

  官方介入活字印刷的含义是：官方出资制作活字及版盘等一应物件，有完整的组织形式，派员领导、组织、全程参与活字印刷活动（没有材料证明明藩府活字印书先制作了活字）。清代内府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才是介入活字印刷的典型，不过是被动介入而已（《古今图书集成》是清政府被动接受的项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是大臣金简数次上书陈述活字印刷的优点，并且通过细细算账的方式，分析了雕版和活字两种印刷方法的利弊，乾隆皇帝认为有道理并同意实施的项目）。韩国确定推行活字印刷为主流印刷方式后，有意识地将雕版印刷作为补充形式。清政府则不同，即便是在武英殿制作有相当数量并制作精良的活字，完全能印制出非常优质的书籍时，也没有发挥活字印刷省钱省力的特点，将活字印刷作为内府的主要印刷手段。相反，清政府在制作成功铜活字后，仅仅就印刷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律吕正义》等几部书后，就将铜活字置之高阁，在政府需要用铜的时候，把千辛万苦制作的数十万铜活字化为铜材。在又想用活字印书的时候，再去制作数十万的木活字，还颁布了“武英殿聚珍版印书程式”，在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其他几种书后，再次将木活字弃之不用，任其毁坏散失。非常可惜。中韩两国的差别就是如此，中国明清政府从未重视过活字印刷技术，偶尔为之，也是心血来潮。结果，活字印刷只能是在民间被刻书铺充当雕版印刷的补充手段勉强生存。

  （二）文人参与活字印刷活动也是中韩两国两种不同印刷方式的重要原因。

  活字和雕版两种印刷方式的技术差异比较多，雕版印刷技术可以用写、刻、印、装四道工序来概括。活字印刷除了这四道工序外，以木活字为例，还要加上储字、排版、拆字还字、固版等特别工序。略去技术层面的不同，两种印刷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参与雕版印刷的绝大多数工匠文化程度可以不高，甚至不识字也行，文人只需参与写样和校对两个环节就行。活字印刷则需要文人在写样、储字、排版、拆版还字、校对等环节全程参加。

  排字、拆版、归字是活字印刷特有的工序，说来简单，操作则极为繁复。可以敷用的活字至少要上万枚，多者要二三十万枚。如何储字能适应排版时快速且正确取字，非有文化人参与不可。因为中国文字数量庞大，形体复杂，看来字形相近的字，往往只有一笔不同，意思就毫不相干。所以排字和归字都不能出一点差错。这道工序没有文化做不了，文化稍差也做不好。中国历来不缺技术工匠，缺少的是有文化的“工匠”。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极少有人愿意充当“工匠”，更没有人愿意终生从事这类“工匠”工作。即便是找到排字匠，由于存储活字时要求非常严格，稍有疏忽，把活字的位置放错，活字就会变为“死字”。导致虽知道有字，但就是找不到，只好重刻新字的情形常常发生。即便是花费时间寻找并能找到，也会延误排版速度。这样的结果往往使活字出资者、工匠管理者，甚至有文化的工匠自己都不满意，最终影响刻书铺使用活字印刷的积极性。刻书铺当然会采取让出书者（也可能就是出资者）请人（或自己）充当排版“参谋”，和工匠一起排版，实际是需要文人全程参与排版。这个过程对文人来说，充满痛苦。比如明代徐兆稷为父亲出版著作《世庙识余录》，借用了一副活字排版，事毕后在书牌中记述了自己的感受“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版印得百部，聊备家藏，不敢以行世也。活版亦颇费手，不可为继。观者谅之。徐兆稷白”。这就是参与活字印刷的文人真情实感的流露。

  考察韩国政府在活字印刷活动采取的若干措施，其中，让有文化的官员充当工匠使用，是韩国政府推行活字印刷的神来之笔，也是活字印刷成功的关键因素。他们成年累月甚至终生以排版拆版、取字还字、校对改版、管理活字、管理写刻工匠为职业。韩国造就了一批活字印刷既有文化又有活字印刷技艺的特殊官员，是韩国的活字印刷顺利发展的人力保证。而清政府在短时间内制作活字印刷《古今图书集成》《聚珍版丛书》取得成功，其字体选择和制作、版面的设计、工艺的精湛程度等都超过中国民间的活字印本。就是相比韩国活字印本，质量也明显更为精良，中国政府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聚珍版丛书》就被韩国作为制作新字体的典范。这和清政府强行任用文人和官员充当“工匠”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的文人或官员，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大环境中，没有文化人愿意从事分拣活字、排版拆字、还字储存等枯燥烦琐的劳作，更不可能愿意终生以此为业。但是，一旦完成活字印刷任务，随着政府不再关注，这批文人和官员也再没有责任和兴趣保存维护已经制作的活字以及活字印刷技术，以至两次制作铜、木活字，又两次废弃不用，锁入深宫，任其损坏。两国政府对活字印刷活动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有文化的官员管理采用了不同方法，是韩国和中国活字印刷发展方向不一致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