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在1975年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无独有偶，另一曾经的影像巨头公司日本富士胶片的CEO古森重隆，亦向记者表明富士比柯达更早在数码影像上做出探索。事实上，两家公司争这个第一并无意义，因为结果是谁都没有在数码时代走在前列，都被数码技术赶出了曾经利润丰厚的胶片领域。“谁也不愿做自己业务的掘墓人，投资数码技术等于亲手缩短胶片业的寿命。”富士胶片CEO古森重隆2013年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时表示。

  这在外界看来有点掩耳盗铃，柯达不做自有别的公司来做，尼康、佳能甚至索尼、松下都在数码时代迅速崛起。即使事后看来，做数码相机硬件投入大、回报低，柯达也应该及时降低胶片业务的比例，寻找数码时代新的着力点。

  “转型晚了15年。”彭安东在向《财经》记者回忆时语调遗憾，“管理层知道胶卷总有一天会消失，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胶卷一直都是柯达的摇钱树，胶卷的制作成本只有40美分－50美分，但是能卖4美元，所以柯达很难抛弃胶卷业务。”

  在外界看来，柯达对胶片业务非但难以割舍，而且逆势巨资布局。中国市场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末柯达完成了除乐凯之外的中国胶片业的全行业收购，斥资12亿美元建立感光材料生产基地，凭借“98协议”一举击败绿色巨人富士和本土的红色对手乐凯，占据了70％以上的中国市场份额。

  2001年数码相机市场迎来大发展，传统胶片市场遭遇毁灭性打击。两年后，犹豫的柯达才承认大势已去，首次公开承认公司在数码决策上的失误并宣布转型向数码市场拓展。

  可惜为时已晚。2002年柯达数字化率只有25％。古森重隆直言，“柯达在数码时代突进的时候没有采取迅速的行动，而是犹犹豫豫、畏首畏尾，直到数码时代的格局已经明朗之时才调整自己的战略。”

  彭安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柯达，其在柯达的十年几乎是一个“重组CEO”。据报道，彭安东是被柯达前任CEO邓凯达挖来并竭力扶上位的，邓凯达曾说：“他比我强，因为他整个职业生涯都与数码联系在一起，他会成为柯达历史上最好的CEO。”

  事后看来，为促使柯达从传统影像转型至数码影像，彭安东的转型重组步伐很大。首先其收购行为极具结构互补性。2007年之前柯达收购了五家印刷公司，据彭安东介绍，收购行为就是为了获得柯达尚未掌握的关键数码技术，“比如柯达收购加拿大印刷设备厂商克里奥，主要是为了掌握方形曝光点技术。这项技术也是一项极具突破性的技术，它比其他激光曝光技术快了1倍”。

  其次，为了实现资源的更合理配置和成本结构的改变，彭安东不得不关闭13家生产效率较低的制造厂和130个加工实验室，“与收购相比，这是更难的步骤。要知道当时柯达总共只有15家制造厂，而实验室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地区。这意味着高昂的人力成本”。

  巨大的现金流何来？重组计划约需耗资60亿美元以上，柯达采用的筹资方式是变卖非未来主营业务和专利组合。2007年柯达将旗下医疗成像部门、所持有乐凯股份均卖出。2008年之后，柯达亦通过专利出售取得20亿美元的收入。

  柯达在转型过程中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柯达选择进入个人喷墨打印机硬件领域，以至于和供应商变成直接竞争对手，该业务最终在2012年停止，但已烧掉柯达大量资金，加大了公司转型的难度。一位曾经任职于柯达中国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进军打印机硬件领域，这是彭安东个人意愿比较浓厚的决策。”

  加入柯达前，彭安东曾在惠普工作25年，喷墨打印机业务就归他掌管。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结束了柯达短暂的复苏势头，自2008年四季度起，柯达的营收快速下滑。没来得及转型成功，资不抵债的巨人已然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