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之前的三个世纪里，在弗朗什-孔泰，图书的流通无论在文化精英的圈子里，还是在贫苦的村民范围里，都在大幅度地增长。当然，出版物的种类和传播的程度会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文学需求，以及读者所居住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弗朗什-孔泰的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只有20%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随着各种印刷品的传播速度在大革命时期的加快，弗朗什-孔泰，乃至实际上整个法国都进入了识字文化的新阶段。尤其是村民们，他们接收到了大量招贴报、小册子和短文，而且还看到了报纸。

  1789年之前的图书传播

  弗朗什-孔泰的出版情况在几个方面都很独特。虽然这个边境地区有其独立的传统，但并未受到落后的外省心态的束缚。弗朗什-孔泰正好位于一个交叉路口上，此路口通向巴黎重要的印刷中心、里昂和瑞士，所以有着繁忙的图书流通。这个地区还承担着连接瑞士与洛林（Lorraine）、勃艮第，以及法国腹地省份的任务。在这里，除了有公开的、许可的图书商贸活动之外，还存在利用地下渠道进行的印刷品非法贩运活动。

  弗朗什-孔泰的居民正好处于那些著名出版中心的出版物很容易就能到达的区域，所以购买的出版物很大一部分都出自这些出版中心。人们旅行的时候会购买图书，但更常见的还是通过书目和订购的方式来购买。因为当地的图书生产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和兴趣，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所以弗朗什-孔泰的书商——主要有25家——会向这些出版中心下订单。当地8家印刷商主要印制宗教小册子、初级读本和传统的通俗读物，偶尔也会印制一些神学书、当地或地区的历史书，或者法律和医学方面的文本，但这些还是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弗朗什-孔泰的文化精英相对来说不是很多。1789年，在大约80万的总居住人口中，有定期阅读习惯的、受过教育的公民大概只有1万，其中大约3500名教士、2000名贵族（这个群体中的教育水平也大有不同）、2000名中产阶级职业人士，主要是律师和公证员，另外还有许多医生和一些工程师及商人。分布于不同市镇的学校有15所，不到3000名学生。在如此情况下，图书市场，尤其是价格昂贵的图书市场还是受到了限制——通常也就400—700名潜在顾客。因此，像《贝桑松和弗朗什-孔泰的历史年历》（Almanach historique de Besançon et de Franche-Comté）这样一本将受过教育的公众群体设为目标读者的书，一版就印制了500本。纪尧姆神父所著的历史著作《萨兰的老爷们》（Sires de Salins）以四开本印制，一版印了700本，都是以订购的形式出售的。另外我们还得知，1777年的四开本《百科全书》也有392名订购者。《弗朗什-孔泰公告》（Les Affiches de Franche-Comté）周刊创刊于1766年，目标读者也是相同的这批公众群体，但运营十分艰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多次中断出版的情况。

  虽然市场规模有限，但文化精英对于现代观念和发展趋势还是带着一种接纳的态度，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他们的图书室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的图书室往往藏书几百，甚至超过一千卷。书架上，与世代相传的古老卷册并排着的都是新近出版的著作。

  精英们最初对《百科全书》的反应是狂热的。实际上，纳沙泰尔版本（1777年）的成功让弗朗什-孔泰的书商们感到震惊，其他迹象也显示了这种对百科全书知识的狂热情绪。1772—1773年，为了争取经莫雷兹（Morez）进入弗朗什-孔泰的几板条箱的《百科全书》，萨兰的书商让弗朗索瓦·勒潘（Jean-François Lepin）不惜与海关展开了一系列周旋。他反复向他的一个朋友——皇家副代表法东（Faton）请求帮助，法东为了他多次向总督写信。他在1773年12月8日写道：“我亲爱的格里奥依（Griois），我再次向您请求一张通行证，是为了两板条箱的日内瓦版本的《百科全书》，这些书现在在莱鲁斯（Les Rousses），是属于萨兰的书商勒潘的。被禁的书只有伊韦尔东（Yverdon）的版本……我请求您能在明天给海关那边发一份许可，因为勒潘目前实在是太焦虑了。”另外，《弗朗什-孔泰公告》曾刊登过十则广告，出售《百科全书》的单行本，这说明就这部作品而言，存在着一个非常活跃的二手书市场。

  穿袍贵族们（noblesse de la robe）紧跟时代潮流。韦泽（Vezet）的镇长尽管对新观念还保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但还是埋头阅读哲学书。伏尔泰当时居住在附近的费尔内，但在弗朗什-孔泰也是相当闻名，他的著作尤其在法律界被广泛阅读。但是卢梭的影响更大。弗朗索瓦·费迪南·约瑟夫·布勒内（François Ferdinand Joseph Brenez）是一名居住在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的律师，正好在大革命开始之前的1788年去世，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律师都有私人藏书，他的图书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汝拉（Jura）地区纳沙泰尔四开本《百科全书》订购者之一，而且除了36卷的《百科全书》，他还藏有卢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所有著作，以及雷纳尔神父的《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和布丰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他还有狄德罗和爱尔维修的著作。他收藏的虚构类作品有《巴黎画卷》（Tableau de Paris）和塞巴斯蒂安·梅西耶（Sébastian Mercier）的《2440年》。总之，他收藏了超过1000册的图书。布勒内出身于一个公证员家庭，与当地较低等级的贵族有一定联系；他也是火枪队队员和所在市镇的共济会团体的会员。

  除了有名的启蒙思想著作，文化精英也会购买其他各种作品。最近一项关于贝桑松法律界的研究发现，“图书室中，宗教书籍的所占比例在下降” 。图书室的书架上摆放着科学和艺术类图书，还有一些地方史的书——出于对当地的自豪感——和许多小说。精英们对虚构类图书特别热衷，当地贵族中有人还订购了《世界传奇故事丛书》（La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romans）。

  《弗朗什-孔泰公告》透露了当时的阅读品味，而贝桑松书商的广告则显示了这种品味的发展方向。在377本做过广告的著作中（从1766年到1773年），有8.4%是神学，7.6%是法学，21.4%是历史，28.6%是纯文学，还有33.6%是艺术和科学。从中可以看到贝桑松的书商们在形成弗朗什-孔泰的阅读习惯中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随着这种阅读行为和小团体中的图书交换，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开始发展起来。贝桑松、圣克劳德（Saint-Claude）和费索尔（Vesoul）这三个城市有了公共图书馆。读者俱乐部和社团也出现了。1771年，在圣阿穆尔（Saint-Amour）这个小镇上，“几名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向当局请求允许他们“租借一间房舍，供他们聚会、读报、玩博彩等，就像是省内其他市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的那种一样”。在贝桑松，书商皮埃尔-艾蒂安·方泰（Pierre-Etienne Fantet，伏尔泰的一个朋友）和多米尼克·勒帕涅（Dominique Lepagnez）开设了阅读室。萨兰的一名教士表示曾经从一名律师那里借过几卷《百科全书》。如此，图书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图书主人这个有限的圈子。

  那么在乡村，图书的传播情况如何呢？我们首先要记得，弗朗什-孔泰位于法国东北部，那一带的识字率相对比较高。村民们之所以能读书，都是因为一些神职人员的勤勉积极。反宗教改革运动为弗朗什-孔泰识字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础；神职人员在宗教图像和物件之外，采用书籍在家庭中传播天主教义，争取村民们的皈依。在传播宗教书册方面，神职人员受益于一个成熟的商业网络，这个网络由大书商、新闻散播者和流动商贩组成——流动商贩虽然自己有店铺，但还是会到山区挨户兜售小商品。

  弗朗什-孔泰的神职人员在很多方面都促进了宗教出版物的传播。例如，圣克劳德的主教梅亚莱·德·法尔热（Meallet de Farges）在他的教区免费分发颂扬虔信的小册子。布普雷（Beaupré）的传教士一个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教区积极活动，与获得当局许可的书商一起去走街串户，一方面搜查坏书，另一方面分发宗教书籍。传教士自身也成了出版者，1780年7月20日，他们获得许可印制《对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Les 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u christianisme，十二开本），这本书由其中一名传教士所写，当时一版印制了一万本。许多家庭都收藏宗教歌曲的合集，不仅在教堂做礼拜时用，也可以在家时阅读。一本题为《心灵引导法》（Méthode pour la direction des ames，1782—1783年）的神职人员手册就清楚地解释了基督教家庭收藏虔信书籍的必要性。其作者约瑟夫·波沙尔（Joseph Pochard）以前是一名神父，也是贝桑松神学院的主管，他四次都提到：“如果一名优秀的神父发现有些家庭连十字架、宗教图像或祷告书都没有的话，一定会感到痛心不已。”他还建议夜晚围炉而坐的时候，最后可以读一读引人深思的书籍，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推荐了一些适合的图书，其中就包括以上提到的《对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以及《深思》（Pensez-y bien）、《奉献人生之入门书》（L’Introduction à la vie dévote）和《基督教教育家》（Le pédagogue chrétien）。

  这些活动对于民众来说到底有什么效果呢？调查发现，只有6%的农村人口（农民、日薪工人、葡萄栽种农）藏书，其中80%都是宗教书籍。因此，宗教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流行的故事书和年历。

  大革命之前几年，图书在弗朗什-孔泰的各个阶层都广泛传播。图书的种类有很大不同，而传播的原因也有很大不同。有时候，是智识上的好奇心和现代性口味决定了阅读习惯；而有时候正如我们所发现的，是宗教的宣传起了作用。最后传播到农民手中的书籍跟启蒙思想的作品又完全不同，而且事实上，启蒙思想的著作在大型的精英图书室也不见得一定就有。不过，在弗朗什-孔泰，宣传虔信的图书大量出现，这说明农村人口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真正具备阅读能力的。农民们很可能蓄势待发，等到1789年之后，时机到来，就可以顺利过渡到对世俗文学的阅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