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企业化改制为前提，以集团化和规模化为基础，以成为内容提供者、进行文化创新为方向，以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为关键，以重造产业链与价值链为保证，以培育企业家精神为动力。这种转型对于传统的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必然是一种艰难的变迁。

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版产业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国家对于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的改革预示着微利时代的到来。大众出版领域中的无序竞争和低水平竞争已经表明现有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转型的压力非常之大。随着出版机构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改制的深入进行，人员安排、工资福利、社会保障以及组织结构、业务结构、产品结构的重新调整都会对传统的经营模式带来冲击，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和负担。此外，信息技术革命、外国资本对出版产业的冲击也在不断加强。

近30年里，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外延式、数量性、粗放型的方式实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目前逐渐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和入世后外国资本的进入又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形成了外部冲击。内在矛盾和外部冲击使得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变得难以为继，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我们认为出版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走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三位一体”的道路，转变增长方式应该以企业化改制为前提，以集团化和规模化为基础，以成为内容提供者、进行文化创新为方向，以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为关键，以重造产业链与价值链为保证，以培育企业家精神为动力。这种转型对于传统的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必然是一种艰难的变迁。

我们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增长方式转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出版改革的关键环节是要把现有的大多数微观主体真正地市场化、企业化，让它们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2.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分割，调整出版产业布局。政府应运用各种政策杠杆鼓励全国各地的出版企业向北京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集聚，以提高这两个地区出版产业的集中度，从而形成较大规模的物流、发行、信息、人才体系，使更多的出版企业能够利用这些体系所带来的各种平台资源，从而改变小而全的运行模式，转变增长的方式，产生外部经济效应。

3.推动出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引导出版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打破行政权力的条块分割对出版企业集团化扩张的制约和束缚，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流动，通过市场力量产生若干跨地区、跨部门的优势互补、功能耦合的大型出版集团。另一方面，应弱化行政性审批对大型出版集团发展的限制，例如对出版集团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的产品线建设给予调整出版社结构和不控制书号的支持。

5.降低进入门坎，实现出版企业的充分竞争。对于出版社的新设，应适当放宽审批的数量限制。对于发行和印刷企业，应弱化行政性审批的进入限制，强化依法审批、依法监管的市场化通用规则，允许和鼓励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进入印刷和发行领域，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自担风险。同时，从法律和政策方面加强对民营资本的规范和监督。

6.加快出版企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建议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政府投资共同建立专项产业基金。另外，对于企业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投入的部分，可采取税收减免抵扣的方式进行扶持。此外，还应鼓励出版企业与海外出版企业或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或合资，吸引海外企业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打造数字平台，建立新的商业模式。

7.鼓励出版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购海外著名出版企业。

8.完善出版产业的经营环境。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应花大力气规范出版企业的竞争行为，肃清产业内的诸种不诚信现象，比如侵权、伪书、盗版、恶意拖欠，等等。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特别是网络出版的知识产权保护。另外，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应联合有关中介机构成立专门的信用评估机构，定期向全社会公开出版企业的信用记录，对严重违规的出版企业予以公开曝光。至于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更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