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元旦献辞中都讲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里把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讲得非常透彻了。您怎样评价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作用和意义？

柳斌杰：锦涛同志对改革开放伟大意义和作用的评价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改革开放不仅对整个中国命运具有“历史性”、“抉择性”意义，对中国出版业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抉择性”意义。回想“文革”时期出版业的情况不难得出结论：没有30年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出版业今天这样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对国际出版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总结30年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篇大文章，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的。我在不久以前也谈到过改革给出版业带来六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解放思想转变了工作思路；二是改革开放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三是创新体制营造了新的市场机制；四是实现了政府从办出版向管出版的转变；五是公共文化服务得到了加强；六是中国出版业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到的变化，可以给改革意义的深层次总结提供一个线索。

如果只用几个具体数字说明，那应该很简单，比如说到产业结构，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的出版社从105个发展到573个，增加4.5倍；报纸从186种，增加到1938种，增加9.6倍；期刊从930种，增加到9468种，增加9.2倍；说到图书产品，从1.5万种增加到23万种，增加14.5倍；印数从37亿册增加到64亿册，增加0.73倍；出版系统利润，从3.23亿元增加到46.49亿元，增加13.4倍。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出版业3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总结30年，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还要探讨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对新闻出版业今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在纪念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希望整个行业都来参与思考和讨论，以便深化全行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因为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加大了成本，也无疑延缓了时间。

商报记者：如果只请您讲一点，您认为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您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柳斌杰：我认为是过程艰难、任务艰巨。出版业的改革是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被动进入的，实质性的改革是十六大以后才开始的，而且难度极大。由于出版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出版业改革更加艰难，而且是渐进式的，同经济社会改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比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改革都晚了许多年，从这就能看出难度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的。当时的改革首当其冲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双包”挑战的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不久，人民公社解体，农业改革一步到位。但是，出版社的改革当时不敢触及体制，只是在经营方式上提出过“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一类改进方向，批办了一些出版单位，有了量的扩张。这仅仅是出版范围的改变，出版方式的改良，并没有牵动出版社体制。后来发行业开始连续推进“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联”、“三建二转一加强”、“承包责任制”、“目标责任制”等改革探索，1992年以后发行业的零售向民营资本开放、组建出版发行集团，在性质不变条件下谋求更大发展。但与同一时期其他领域改革的深度相比有一定差距。

这是因为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加大了成本，也无疑延缓了时间。像改革初期新华书店权力的放放收收，发行渠道的开开合合，出版社协作出版、自费出版、民营书业的起起落落，都是在探索中试验，为改革付出代价在所难免。

在其他经济领域，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资本的多元化整合。1990年代就解决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有了市场经济，兼并、重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成为合法的市场活动。很多著名品牌都是民营、私营、合资企业创造的，不少非国有企业进入500强，有的成为上市公司。通过改革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大都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融资，资本实力、生产能力、竞争能力都大大提高。而出版业在这方面则有“滞后”之感，大多数还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运行，市场主体、竞争能力尚未形成。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出版业特殊性出发，努力寻求加快出版业改革的办法和途径，使今后的改革之路走得更顺、更快、更好。改革开放30年了，如果我们还搞计划经济那一套，连跨地区、跨媒体经营都解决不了，实在无法交待。

出版业改革发展进入快车道，是最近5年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党中央作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也给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带来机遇。

商报记者：改革发展30年，这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受内外环境影响，也有自身发展规律，各个阶段发展并不均衡。有时曲折徘徊，需要政府助推；有时过快过热，需要宏观调控。就出版业而言，您认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哪一段？

柳斌杰：出版业改革发展进入快车道，是最近5年的事情。

为什么是这5年？大的前提说，是十六大以后，我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党中央作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也给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带来机会。当然就出版业而言，我想也像万事万物一样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前面我说过，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为改革付出的代价超过其他行业，但是代价也是学费，我们从曲折徘徊中可能学到顺利情况下学不到的东西。锦涛总书记讲，我们党在改革发展中坚持了十个“结合”，其中第四个结合，“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出版业而言，就是如何将坚持正确健康的舆论导向与解放出版生产力结合起来。还有第八个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高度珍惜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出版业而言，就是在全球出版激烈竞争环境中，既坚持中国特色新闻出版的发展道路，决不“受制于人”，又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魅力和影响力。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成功的经验，积蓄了相当丰富的能量，只等择时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