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众取宠，李很少用这个词点评过往的自己。

　　1972年，8岁的李国庆上小学一年级。白天，父亲母亲被批斗；到了晚上，父亲母亲在学习班上课。大杂院里剩下一群生活没有着落的孩子。一天，李国庆二姐不小心将针别在了领袖的画像上。少年李国庆发现后，跑到管片儿派出所，告发了姐姐。片警莫名其妙，他却说道：“她这落后思想必须批判。” “这段可别写。”李要求。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情凋敝，已身不由己。

　　少年李国庆并非冷血没有同情心。70年代的北京大杂院，每家每户都有要去下乡插队的叔叔阿姨。他们每年只能回来一次，走时家里抱头痛哭。上小学二年级的李对妈妈说，我以后要当市长，让他们全都回来。李妈妈以为这是一句傻话，不曾想，李真的认为他能改变别人的命运。他帮助后进生，给他们讲课、跟他们一起做作业。“哎，有的也没帮成，枪毙了。”他沮丧地说。

　　李在家里排行老，是老幺，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大一岁半的兄长在外面跟别人打架，李国庆看到，从来不向着哥哥。每每这样，李妈妈把他叫到一个房间，门关起来，指着少年李国庆说：“跟你爸一样傻。”

　　家人纵容之下，“干傻事、冒傻气”成了李国庆经常性行为。许多人告诫他“搂着点儿”，李听这话听得耳朵里长满了厚厚的茧子。可，一点儿没变。他认为这么做才是真正的模范。看吧，家里满墙的奖状就是力证。用他现在的话说，这是程序正义、结果正义。

　　1981年，“零缺点”、“三好学生”李国庆从北京经纬路中学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忘记交待一个细节，自小李国庆的颧骨一边高一边低，脸歪。这也是他获得李家更多的包容、原谅，甚至溺爱的重要原因。

　　据北师大二附中校长办公室一位年纪大的老师回忆，她第一次见到李国庆时，心说，哟，这孩子……不过，学校没有因为这个歧视他。青春期里，李国庆有些自卑，更多的是反叛。他要脱颖而出。“我喜欢上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始对一些主流价值观不认同。”他说道。高二时，能言善辩的李国庆成为学生会主席。

　　李国庆并不是北师大的子弟生。“我觉得他们(子弟生)特别的独立、自我。”李回忆。当时，清史专家龚书铎的儿子和李国庆一个年级。有一年，他的儿子历史考了19分。“他物理化学极其优秀。”李回忆，“我们觉得特不可思议，清史专家的儿子啊，可人家觉得挺好。”

　　李国庆学着找“自我”。那时候，全校师生都对学校食堂颇有意见。李国庆带头，组织全校学生罢饭，跟负责食堂的副校长对话。“他那一届最突出，许多老师都跟着一起反对难吃的大锅饭，都提意见。”上述老师回忆。

　　为此，李国庆写了人生第一份检查，书面不行，还在全校广播。也因为这个，曾获“北京市新长征青年突击手”的李并没有在高中时入党。

　　1983年，高三的李国庆还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口才好，逻辑强，当律师？后来，他看到，北京大学新开了社会学系。“社会学，就是改造社会。”李毫不犹豫地报了这个有野心的专业。结果，如愿以偿。

　　“新生报到那天，大部分北京的考生都知道有个李国庆，尤其是师大一附中，师大二附中，师大系统的更熟。他是那种跟谁都不见外的人，跟谁都能搭上讪。”李国庆的大学同学，尊宝音响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冬说。

　　表面上，李国庆十分沉醉于大学时代。事实是，这是他纠结人生的开始。

　　那时的李国庆更加喜欢、擅长挑战权威。“一上学，我们对中文课很有意见。怎么跟我们高中讲的一样啊。”李国庆跟北大一位系领导抱怨，“她说，把这课取消了啊。她还说，这点事还不容易啊。先找系主任开会、再罢课。你们三次不上课，他就得把这课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