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照做，得逞。

　　李国庆积极地表明才干。大三时，他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学代会会长。当时的北大每月一次学生提案，对学校各方面提意见。学校书记和校长都在，然后让各个处接受学生质询，回答问题时，每个人不能超过5分钟。李国庆是主持人。保卫处、房产处、教务处处长们都想利用校长和书记在的时候表现。李才不管呢。“到五分钟，我就让他们下去，不下去的我就给他们拽下来。”李乐呵呵地说。

　　有一次，学生向学校反映，北大一万多名学生骑自行车，校园只有6个打气的气筒，还老坏。后勤处长说，修了还坏索性不修了。李国庆说，你就要保证学生随时用随时是好的。最让李国庆津津乐道的还是和食堂闹。他把高中的经验平移到大学，并进行了局部创新。他设计奖励方式，学生们的饭票有10％带“奖”字。“七个食堂里，你们觉得哪个食堂好，就把带奖字的饭票花在哪。”他说道，“当时有效。”

　　后来，李国庆发现，一万多人七个食堂，一个食堂要接待两千多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后来，哪个食堂伙食差，李国庆让其他的食堂做好的饭，一车车地推出来在差评的食堂门口卖。还不行，学生会组织在差评食堂门口卖方便面。

　　“我那个时候把我自己都当成校领导了。”李说道，“哪的电线杆子该修没修，黑灯瞎火，我就直接打一个电话。还不是我打，先让秘书拨好电话，我再拿过来。我说，我是李国庆，三天内必须把这两个电线杆子路灯给我安好，安不好咱们下个月质询会见。”

　　那是李国庆最为膨胀的时期。

　　19岁就和李国庆成为好朋友的杨小冬并不知道朋友天天在折腾什么。他只知道，这个朋友是要走仕途的。和李一样，杨小冬的脸左右也有点不平衡。“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在这方面缺乏自信，他是影响我最多的一个朋友。他跟我一样先天脸不平，但他从来不会在乎这事。”

　　李国庆哪有时间跟朋友同病相怜，发感慨，早出去挑刺儿了。80年代的北大校园地处蛮荒之郊，经常有学生在校园里挨揍。有一回，看李不顺眼的人勾结校外的捣乱分子威胁恐吓他。他掏出学生证，振振有词道：“我是北大学代会会长，请你们要考虑后果。”对方说：“我们打的就是你。”

　　第二天，李找到学校派出所。“为什么学生老挨打”，“你们是干什么的”。最后，经学校同意，学生会组织了学生自卫队，一人发一个大木棒。“我记得川军东北军最勇敢。”李笑着说。有一次，学生自卫队跟社会上的“坏蛋组织”对抗。结果，北京市公安局来了一百多辆摩托车，保护着学生怕闹出事件。

　　时任北大校长丁石孙评价道，李国庆是能闹，但都是正统地闹。李回忆起这些，沉浸其中，乐不思蜀。事实是，并不全是如此快意江湖——李国庆所说的秘书，与其说是助手，倒不如说，是来监督他的；最不能理解的是，一位学生会副主席、学代会会长在大学时期并没有入党。

　　“在大学时，他是一个很极端的，很有争议的一个人。因此没能入党。”李国庆一位大学同学回忆。

　　在这位同学看来，入党不成对他打击很大。“大学毕业，我们班只有三个还是团员的，他就是其中一个。”这位同学说，“我都入了党，却没有他。我对他说，开始时，你应该做恶人，然后改邪归正就好了。你老也不瞻前顾后地做好人好事，这些事最终人家要先了解你的动机再去理解事情本身。”

　　多年后，此番话，这位同学送给了商人李国庆。

　　说起这段往事，李国庆抽了一根烟。

　　在同学眼里，李国庆是怪人。一方面，他参加学生会、学代会这些组织；另一方面，他又不太忠诚于这些组织。他经常会冒出点跟主流意见不一样的观点。然后再平衡于两者之间。“他自恃甚高，浑身上下优越感。”他的同学说道。